■宁白
老家的房子拆了。
那天,站在一片废墟前,家的轮廓依然映现在脑海里,特别是从二楼到三楼那个两个多平方米的拐角——这幢老房子原来住了一大家族人。父母婚后就住在二楼的前厢房,父亲的两位兄长住三楼和几个阁楼。
一
小学暑假时,这里还是我和小弟主要的活动天地。那时,父亲是“右派”,去乡下改造。母亲和二姐整天在房间里绣花,补贴家用。下午,朝西的厢房太阳逼人,在绒绣花架前流汗不止的母亲会把我们赶到这个拐角,我们在这里写作业、下军棋,玩游戏。
到了四年级,有一次去后弄堂,看到两个大哥哥在下围棋,觉得有意思。于是经常在旁边围观,直到看出点门道,跃跃欲试,却又没钱去买棋子。我与小弟作出了一个决定:自己做。
忘了从哪里讨要了几片一厘米多宽、尺把长的钢锯,又到文具店里买了几块木砂皮,又捡了一把细长的边角木料。我们把一张红木凳子搬到了拐角作为工作台,手工制作围棋:先把木条锯成一个个一厘米多见方的小方块,再用砂皮把小方块棱角磨成圆形,最后用墨汁将一半的棋子涂黑。三个步骤,却都是细活,整整做了一个暑假。母亲有时在门口看着我们,微笑着。这时,如果有堂兄弟们上下走过,好奇地停留,母亲便会说:以后来和阿明一起下棋。
我们把黑子和白子分別放入两个父亲抽完烟丢弃的圆形烟筒,单调寂寞的一个月,终于被一丝成就感代替,再去画一张棋纸就不当什么事了。
我与小弟开始在拐角摆台对垒,也有堂兄弟或邻居闻讯参加进来。可是,我们的下棋水平却一点没有长进。多年后,这副自制的围棋不知缘由地丢失了,让我痛惜不已。
二
我喜欢看书了。好像更喜欢看那些隽永、感情丰沛的散文。沒有钱买书,就抄书。
还是在假期,还是在那个拐角,只是红木凳子成了书桌,我一口气抄下了何为的四篇散文:《第二次考试》《两姐妹》《最初的带路人》《石匠》。也抄了巴金、刘白羽散文的段落。
“文革”时我已是初一的学生,偷偷看了《居里夫人传》《进化论与伦理学》还有《约翰·克利斯朵夫》。居里夫人的美丽和对科学的探求精神,使我不仅抄了书的段落,还抄下了她的年谱。另外两本书,看得似懂非懂,但我仍然抄了不少。抄这三本书,我单独用了黑漆皮本子。
暑假最热的那几天,母亲会把草席当窗帘挡住火辣的太阳。我抄得想歇手的时候,抬头就会看到母亲穿针引线的背影,她的背上有一大片汗渍。她会头也不回地对我说:拐角太暗了,你不要抄了,瞎了眼睛。可是,她摆绣花架子的地方也很暗,为了交货换钱,她自己都来不及休息。
三
我要去下乡的那一年,临近冬天的时候,母亲把一楼公用厨房的煤炉子拎到了拐角,在这里做饭烧菜,省去了上下楼梯的麻烦——她感到了体力的衰退。
炉子放在拐角后,我注意到备用的锅盆放在炉边地上太过杂乱,其实可以在右边墙上搭个板架,我跟母亲说了想法,她不置可否,只是她不相信从没拿过木锯的儿子会做木工活。
借来了锯子,备好了螺丝刀和榔头,家里正好有四根废弃的凳脚和一块一米多长的木板——我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这项“工程”,因为父亲下班如看到狼藉一地会厌烦的。
拐角成了我的“工地”。我在每根凳脚的上端,锯出一90度直角,下端凿出一个凹口,把凳脚的上端与屋顶搁楼的正方形横梁贴合,敲上钉子固定,把木板插入四根凳脚下端的凹口,一个半空的搁板就做成了。
“落成典礼”一结束,母亲便和我们一起把锅、盆和散放各处的瓶、罐放上了搁板。她笑得欢畅而满足:“阿明做啥,就像个啥!”此言一出,我欣喜不已,心中的自信暴长。
不久,我北上大兴安岭下乡。在大森林里的帐篷内,翻开黑漆皮手抄本,想到母亲的赞扬和表情,便会想起家中的拐角——那个给了我温暖和信心的地方。
(《文汇报》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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