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走样的“样板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样板戏”作为中国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其普及程度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当时的坊间俚语“八亿人民八出戏”，即是生动的印证。1967年春，“样板戏”已成为“独放”的“一花”，是年5月1日，“八个样板戏”齐聚北京举行大会演直到6月中旬。当时看“样板戏”，是我供职的河北省戏曲研究室的一项业务，也是政治任务，自然对这次大会演特别关注。单位领导派我提前到北京买票。当时戏票非常难买，天不亮就得到位于前门大栅栏的一个售票点排队，长长的队伍拥挤不堪，临到窗口时挤得喘不过气来，若非年轻力壮绝不能胜任。

    本来，各剧种不同版本的《红灯记》，按自己的条件和风格演出就很好，但自京剧《红灯记》成为“样板戏”后，各剧种必须照此移植，而在移植过程中却严重地破坏了艺术规律，有的甚至还因此带来种种灾难。

    比如《红灯记》中李铁梅穿的上衣是什么颜色，打了几块补丁，补丁补在什么地方，有多大面积，各剧团、各剧种的李铁梅的上衣，必须完全一样，否则就是“破坏‘样板戏’”。1974年，河北省艺术学校京剧班师生排演了第二批“样板戏”中的《杜鹃山》，在农村和石家庄多次演出。有一次在石家庄八一礼堂演出，我负责“跟幕”，亲睹了舞台工作人员风声鹤唳的紧张情状。这出戏的第四场叫“青竹吐翠”。舞台队的一位极细心的老教师，因多次观摩过“样板戏”，记下了舞台上的许多细节，这次演出她回忆起“样板戏”《杜鹃山》布景上的杜鹃花是54朵，生怕我们学演的《杜鹃山》“走样”，开演前她就急匆匆地在台上一朵一朵地数，看是不是54朵。

    某市有个京剧团演《红灯记》，演到第六场“赴宴斗鸠山”，剧本规定情景是：日本宪兵队的伍长将李玉和拉下去受刑，但李玉和宁死不讲，伍长复上场后向鸠山道：“报告，李玉和宁死不讲！”可能是由于扮演伍长的演员过于紧张，他复上场后说成了：“报告，李玉和招了！”扮鸠山的演员一听满拧了，但他很机灵地来了个“救场”：“招了？不可能吧？算了……”演出结束后，扮伍长的演员以“破坏‘样板戏’”罪名被定为反革命，遭长期批斗。

    不过，在一些偏远农村，出现对“样板戏”不恭的表现，也就无法问咎了。我的家乡冀中蠡县爱唱戏，记得1968年春节回家探亲，村里来了一个剧团，头天晚上演《沙家浜》，演胡传魁结婚那场戏时，竟增加了一个打扮妖艳的女子舞着绸子满台跳舞。念白也是满口蠡县话，这样学演“样板戏”，如在城市必然会被抓起来，但在穷乡僻壤却安然无恙，老百姓看后一笑也就拉倒了。

    （《艺坛往事》光明日报出版社 王德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