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黄兴的分歧

    国民党前身同盟会是由孙中山和黄兴共同创建的，对于两位革命先驱，后人习惯地将其并称为“孙黄”。孙中山与黄兴私人关系非常密切，但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争论和不同意见，特别是宋教仁遇刺后，两人更是产生了严重分歧。

    武力与法律之争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突遭暗杀。宋是一位有着强烈政治抱负的政治家，该案发生后，举国震惊，国民党人义愤填膺。

    在如何应对宋案的问题上，孙、黄二人产生了严重分歧。

    孙中山主张武力解决，他认为：“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他主张不计成败与袁世凯一决雌雄。

    黄兴则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宋案，他分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国民党军事力量极为有限，根本无法与北洋军抗衡。

    孙中山坚持动武，讨袁战争爆发，对于这场战争，历史上有个专门称呼叫“二次革命”。正如黄兴所料，“二次革命”迅速失败，孙、黄等人被袁世凯通缉，流亡海外。

    孙黄关系出现了隔阂

    造成“二次革命”失败的元素很多，但孙中山在总结原因时，过分强调了党人的主观因素。他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不服从，二是不统一，尤其是“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孙中山特别提到黄兴，并历数黄之“罪行”：在南北议和时期，孙中山愤袁氏狡诈，曾主张宁可开战，也不可让步，但黄兴不赞成；孙中山主张建都南京，要袁世凯南来就职，黄兴也不坚决支持；宋案发生以后，孙中山主张用武力解决，黄兴不肯听；孙中山本拟亲赴南京誓师讨袁，黄兴又自告奋勇前往，招致失败，全局瓦解。

    因为这些原因，当黄兴到达东京第一次去见孙中山时，即“大被痛骂”，黄兴虽然“温温自克”，但自此后两人关系出现隔阂。虽然同处东京，却再也不能像原来那样面对面坐下来，平静地探讨问题了。

    在以后的行动方针上，孙、黄意见也不一致。孙中山认为，袁世凯现在表面上虽然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但实际上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因此他号召党人，以激进主义从事“第三次革命”。

    黄兴则没有那么乐观，他认为“二次革命”时革命党拥兵数万，据地数省，尚且失败；今天亡命海外，“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黄兴认为，如果和袁世凯硬拼，只能白白送掉热血青年的性命，于事无补。

    最大的分歧

    孙中山和黄兴最大的分歧集中在组建中华革命党问题上。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准备舍弃国民党，另行组建党魁崇拜加党魁专权的中华革命党，以备再次革命。

    孙中山此举遭到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党内高层的坚决反对。

    孙中山痛感国民党松松垮垮，党员目无纪律。他主张解散国民党，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铁血专制，重塑领袖的个人权威。在新党党章中，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革命成功后，他们就会相应地成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及先进公民。

    元勋公民具有一切参政、议政和执政的优先权利，有功公民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先进公民则仅有选举权利。孙中山还要求每个党员在入党誓约上按指模，发誓“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在黄兴看来，这不像是一个革命政党发展党员，倒有点帮会设坛收徒的意味。对于新党，黄兴态度很明确，坚决不加入，他批评入党誓约与孙中山自己倡导的民主、自由、博爱和平等的共和理念背道而驰。

    1914年6月22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大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6月30日，实际上已经成为绊脚石的黄兴为了避嫌和让路，由日本横滨启程前往美国。

    事实证明，组建中华革命党是孙中山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低潮和败笔，在随即发生的护国运动中，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已不再是主角。1916年7月，“护国运动”结束后，中华革命党宣告停止一切党务活动，低调落幕。

    (《法治周末》7.6 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