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故乡

    2010年3月，17岁的田玉从富士康深圳厂区的宿舍楼跳下。她是那一年富士康十多位跳楼员工中，唯一能被找到的幸存者。当时，田玉在深圳的医院动完手术，醒来第一句话是：“爸，我们回家吧。”再一次醒来，她迷迷糊糊问：“爸，你还要我吗？”

    那一年，打工仅37天就跳楼的田玉下肢瘫痪，回到了故乡——湖北省老河口市孟楼镇邓家岗村。这个村庄的年轻人几乎都外出打工，田玉出门时，人们只道是寻常，可没想到，她却以这样的方式回家。

    七年过去，农村在变，工厂在变，年轻人在变，而她呢？故乡，是否能给这一代年轻人，一个新的机会？

    村庄与电子厂

    记者寻访田玉。先至湖北省襄阳市汽车站，坐上去老河口市的车，车票23元，不上高速公路，沿着国道穿过城镇，1小时到老河口。从老河口去孟楼镇，有公交车，约20公里路，投币4元。孟楼镇能“一步跨两省”，在湖北和河南的省界处。省道上多是货车，一路颠簸，公交车司机开熟了，为了躲避大坑，常蛇行。距离孟楼镇数公里，喊司机在小桥河停车，从岔路绕过一间家具厂，便豁然开朗：庄稼一望无际，沿着山坡起伏。

    正午时分，田间不见人。乡间小路上搭不到任何车，走上40分钟，便是邓家岗村南田庄组。

    村庄渐凋敝，通往田玉老房子的小路，杂草半人高，大多数村民已陆续搬到孟楼镇上。“种地不挣钱。”田玉的父亲田建党絮絮讲起家里那十几亩地，毕竟距离高端消费市场太远，种经济作物卖不出去，这一带一般只种水稻和麦子，刨除化肥、种子等成本，一年能从地里挣出1万元便算是好收成。最近天气太热，田建党和妻子早上5点多起床，到地里干上两三个小时便回，等太阳下山，再去忙一会儿。

    每年农闲时，未满50岁的田建党便去襄阳、武汉或杭州的建筑工地上，打零工，工资100多元，日结。村里比他年轻的，几乎都不大会种地，个个出去打工。

    村民外出打工多年，人带人形成风气。20来岁者多数去广东的电子厂，40来岁的则在上海、杭州等地建筑工地干活。田玉的堂兄弟姐妹十来人，几乎个个在深圳、东莞等地的电子厂，其中几人已是线长或是小组长。

    即便田玉纵身一跳曾惊动很多人，也传遍了邓家岗及周边村庄，可似乎又没有多大改变——田玉回家七年，至今没啥朋友。主因之一是，曾经的朋友都外出打工了，孟楼镇上也少见同龄人。年轻人逢年过节“闪现”，没几天都得回工厂。另外，田玉也不主动与同学们联系，不愿意也不知道怎么告诉他们，自己“出事了”。

    田玉的妹妹，在家照顾姐姐两年后，也去了深圳的电子厂打工，有时电话打回家，第一句话便是“姐姐我好困”……田玉对记者补充了一句：“不是富士康。”

    父与女

    当年的“富士康连环跳”，田玉绝口不提，田建党也不愿多说，“生活要向前看”。

    屋里墙上，最醒目的是两幅精心装裱的十字绣，一幅是田玉绣的“家和万事兴”，另一幅则是妹妹绣的“爱你一生一世”。记者问，“爱你”指的是爱田玉？父女俩相视一笑。

    父爱如山。田建党希望，等天稍凉快，能带田玉去老河口一家中医院做理疗，“让她锻炼锻炼”。记者问起费用，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能承受”。

    当年在深圳救治女儿，半个多月花了80多万元，田建党歪歪扭扭地在一张又一张向富士康申请的“垫支医药费”文书上，写下名字和身份证号码；从深圳回家之后，田玉去过武汉一家骨科医院做康复训练，每天要花300多元；次年，田玉后背的钢针要取出，接着又是不能伸直的左手要动手术，每次都要一两万元。

    田玉曾劝：“爸爸不要乱花钱。”田建党只是摇头。

    不过，生活总在好转。襄阳有家医院听闻田玉的情况，主动提出为她免费康复治疗几个月。

    还有更多热心人，为田玉寻求一条自食其力的路。有人买了教编织技巧的书，请她做手工布艺拖鞋来卖。一位深圳的记者帮忙推销，每次遇到熟人就讲一遍田玉的故事……曾几何时，“田玉卖鞋”在微博上火了，在姚晨等一些名人带动下，转发达2万多次，还有网络商家负责人专赴老河口寻访田玉。那段时间，田玉带着奶奶和妹妹齐上阵，一天能做十几双，一双能卖约50元。可卖鞋这件事，就如绝大多数新闻热点，热闹一阵，渐渐冷却。

    2014年，田玉有了一份适合她的工作，为一家零食企业做在线客服，每月能挣2000余元。3年来，她都在卧室电脑前工作，8点半上班，下午4点半下班，每天至少“接待”两三百人，中午休息半小时吃午饭。田玉挺满足，在线客服的同事们素未谋面，可闲时会在网上聊天。和不少90后一样，田玉在QQ相册里放上自己喜欢的明星照，有网友留言互动；还有时候，田玉会用微博为同事们转发广告。田建党看着高兴，认为“生活充实了就不会乱想”。

    去年，田玉一家也从邓家岗村搬到镇上，家里买了冰箱、彩电和空调。田建党说，村里杂草多，田玉的轮椅进出难；村里网速差、维修慢，若碰到停电或维修，田玉就没了“全勤奖”；亲戚和老邻居们都搬来了，田玉有啥事，方便照应。说来说去，全为了田玉。

    变与不变

    无论在深圳、郑州还是苏州昆山，庞大的工厂依旧忙碌。

    就如2010年，田玉在深圳富士康厂区工作的第一天就迷路了。这个父亲听名字误以为是“加工副食品”的地方，对她而言像个林子。她的工作，是检查电子产品的屏幕是否有污点和损坏，并贴上标签。过年时节，工人少工作多，流水线不停，田玉只能跟着加班，平均15秒看一个屏幕，每天眼珠子要来来回回转动近12小时——熬过漫长的一天，感觉眼睛都不是自己的。

    七年前的田玉，刚过完17岁生日，之前生活经历中对城市唯一的观感，是县级市老河口。她不能理解，明明工作没出错，却要受线长责骂。

    田玉心底深处的痛，是在回家后许久才渐渐袒露的——在深圳她几乎没有朋友，宿舍住了8人，部门不同，日夜班不同，甚至见不着面；没有钱，胆子也小，下班不敢去迪厅、酒吧和溜冰场玩，只能逛超市“假装购物”，把东西一个个放进篮子，再一个个放回货架。在孟楼镇临上车时父亲塞给她的500元钱几乎用尽，可暂时还拿不到工资卡，四处借不到，她辗转了两个厂区的数栋大楼，均无人搭理，末了没钱坐车，只得摸索走了10公里路回宿舍。她想过向同在深圳的堂姐求助，可离家时父亲花400元给她买的手机坏了，堂姐借她的手机又被偷了……那一夜，她脑子和腿仿佛都没感觉，辗转反侧到天明，眼看到了上班时间，想着又得“无偿劳动”，气糊涂了，便翻过4楼的围栏跳下。

    2010年深圳富士康的“N连跳”之后没几年，郑州富士康厂区也不“太平”：短短4天内两名员工跳楼，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而今，工厂在变。郑州富士康厂区的大门外，下班时总会放广播节目，时间最长的便是厂区内培训课程，从兴趣爱好、通识教育到技能培训都有。在厂区里能看到的横幅，也大多是某大学人力资源等专业“火爆招生”。

    附近宋庄村的60岁老人王秀斌高兴：十里八乡在外的年轻人都回来了。而数年之前，当地人只能靠种枣、耕田为生，和孟楼镇邓家岗村一样，年轻人大多去了南方城市。

    眼下，郑州富士康数十万员工中，绝大多数来自邻近县市，熙熙攘攘的人群几乎说的都是河南方言。王秀斌也有活儿干，他正给周围如竹笋般冒出的高层小区种树。村里的老伙计，不少人开起了电动小三轮，光靠接送厂区员工上下班，每天就能有一两百元收入。傍晚时分，不少富士康员工穿着工作服带孩子散步。

    同样的夕阳下，田玉滚着轮椅，和弟弟一起去小河边散步。河边是成片的麦田。他们喜欢麦田，若给田玉一根麦子，她能轻巧做成麦笛，吹出小曲……

    (《解放日报》7.29 孔令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