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 几易其时

    人们熟知的“1927年8月1日”并非是一开始就设定好的。90年前的7月24日晚，时在武汉的周恩来在陈赓等陪同下乘船秘密前往九江，并于25日凌晨在九江会议上宣布南昌起义时间为7月28日。若起义按照这计划如期进行，那么今日人民军队的建军节或许是7月28日。

    准备不足，改在7月30日晚

    当时在九江一带，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主要有叶挺的第11军第24师、贺龙的第20军、蔡廷锴的第11军第10师、朱德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等。

    7月25日至26日，叶挺、贺龙部从九江先后乘南浔路火车南下。

    贺龙抵达南昌是7月26日，这是一个大雨之夜。起义前夕，由朱德出面，贺龙以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1师司令部的名义，将位于南昌市中山路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包租下来，作为起义的总指挥部。

    7月27日下午，南昌花园角2号朱德寓所来了一位客人，他独自一人，提了一个黑色皮包。此人就是5年前介绍朱德入党的周恩来。

    此时，除尚在南昌以北马回岭的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外，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已全部抵达南昌。这些部队有：第2方面军第11军第24、第10师，第20军全部，以及朱德为团长的第5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2万余人。

    7月28日，在作为起义总指挥部的江西大旅社，前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详细研讨起义事项。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团长，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起义军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

    考虑到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行军匆忙，刚赶到南昌，如果马上起义，很多军事准备工作还来不及展开，会议决定把原定7月28日举行暴动的时间，推后两天，改在7月30日晚。

    张国焘作梗，又改为8月1日4时

    中共中央做出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后，电告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国际很快复电，中共中央决定派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前往南昌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精神。

    当时中共中央得知南昌有的同志对暴动有动摇倾向，本意是特派张国焘到南昌来督促暴动。可是张国焘到九江后，发生了动摇，说应该考虑是否暴动。张太雷直言张国焘是“假传圣旨”。张国焘反对南昌暴动，理由是说要到广州才能暴动，要与张发奎联合在一块。主要原因是张国焘对张发奎抱有幻想。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计划东征，把叶挺、贺龙两部作为中路，企图就是包围解决这两支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军队。所以，张国焘对张发奎抱有幻想是极端错误的。

    7月29日，紧张的起义准备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上午，张国焘以中央代表名义，自九江接连发出两通密电致前敌委员会，提出：“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我到后再决定。”前委并没有理会这个密电，仍决定绝不能停止暴动，继续进行一切暴动准备。

    7月30日，南昌起义工作一切准备就绪。

    这天早晨，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急匆匆赶到南昌，他是赶来传达中央“宜慎重”意见的，实际上就是阻止起义。因为远在万里外的共产国际有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延迟这次冒险行动。

    张国焘在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新的指示后，遭到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的一致激烈反对和指责。嗓门极大的张国焘动了肝火，吼叫道：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必须争取张发奎参加。否则，不能举行暴动！

    见张国焘如此坚决不可理喻地阻止起义，这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都表示不满，气愤至极，高喊着要把张国焘绑起来。

    张国焘见已无转圜余地，不得已，最后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由他承担违抗共产国际指示之责任。暴动决议得以通过。

    7月31日、8月1日正值盛夏时节，上半夜人们普遍睡得很晚，因气温灼人，很多人都在房外露天睡觉，上半夜开始行动容易被敌人发现；下半夜天气凉爽，凌晨4时正是人们酣睡最熟、最沉的时候，这时行动不易被敌人察觉。

    叛徒告密，再改为8月1日2时

    就在这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贺龙部第20军第1师第1团3营副营长赵福生偷偷潜入敌军第5路军总指挥部告密。贺龙指挥部获悉后立即向前敌委员会报告。

    前敌委员会当即决定，起义再次被迫提前举行，将起义时间改为8月1日凌晨2时，起义又在原定时间上提前了两个小时。那位告密的赵副营长成为再次改变起义时间的关键人物，这已经是起义第三次易时。

    临战前的起义指挥部在嘈杂喧嚣之后，突然间安静下来。大家都在悄声等待那声“第一枪”，那是一声必将撼动中国千百年历史的惊天动地的霹雳。

    (《法制晚报》7.28 陈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