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历史的苦水里

    导演郭柯的镜头一直在追赶时间：几年前，他拍了一个“慰安妇”的故事，以《三十二》命名——当时全国仅有32位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两年后，这个数字减少到22。22位老人的影像，被外人期待为“历史的橱窗”。可相比那段历史的“暗”“苦”，她们穷尽余生在寻找“明”“甜”。相比宏大的“历史”，有一种更宏大的主题：活着。没有控诉、生活平静、难见眼泪。

    海南农村的养老院里，一把把菜刀、水果刀、镰刀挂在房间的墙上，长的、短的，锋利的、钝的，年过九旬的林爱兰老人用刀隔绝了自己和外界。抗战期间曾被强抓进日军慰安所的她，如今瘦小的身子陷进了一张粉色的塑料椅子。海南的暴雨和艳阳不断切换，这位慰安妇幸存者日复一日抬起“面条粗细”的胳膊，一点一点挪动椅子到门口。

    湖北孝感农村，背井离乡的韩国人毛银梅在这生活了70余年，她不像“被国仇家恨笼罩”的老人，时间似乎稀释了一切。当时年过九旬的老人，只依稀记得几句韩语，她的日常是搬着小板凳，靠着墙壁，静静地发呆。一旁，重孙们正玩着电子游戏。毛银梅还会唱朝鲜民歌《阿里郎》和《桔梗谣》，但她对着镜头说，当初离开韩国时的情景记不太清了。她只记得分别是在火车站，战争年代，一切都是乱哄哄的，母亲在火车上，她在月台上跑啊跑，可怎么也追不上。有人从火车上扔下食物，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冲过去捡起来大口大口地吃。

    郭柯说，作为一名合格的导演，那个时候其实他应该高兴，毕竟“终于得到了想要的故事”。可实际上，那一刻的他很难受，他觉得自己离这些老人已经很近很近了，听她们讲那些伤痛，就像是自己的奶奶经历了一样。

    毛银梅院里盛开的栀子花味道清新，摄制组的人也很喜欢。老人从树上摘下大大一把，挨个分给摄制组的成员，有摄影师扛着机器腾不开手，老人就拍拍对方的身子，让壮汉微微蹲下。毛银梅踮起脚，把栀子花别在摄影师衣服的口袋上，然后站在一边，“嘿嘿”笑。

    几千公里外的山西太行山，李爱连老人两次被抓进日军慰安所。她把过去压在了最深处。她会留意院子里的野猫是否吃了饭，自言自语问小猫“你咋一个人来了呢？怎么没带上你的孩子啊？”她不愿提起那段历史。出发前，郭柯想过如何在不伤害老人的前提下提问并完成拍摄。但事实上，当机器出现时，有老人挺直了腰，“正襟危坐”，嘴里冒出来的是“我不原谅日本人，我要他们认错”。那些长枪短炮，老人似乎都很熟悉。但是到拍摄后期，李爱连告诉郭柯，以前来采访的记者太多太多了，可她“没有讲实话”。

    “他们每次问那些问题，都当着我的儿媳、孙孙，我怎么说得出口。”老人说。

    “其实她们的生活早已归于平静，如果远远地看，她们的生活会每天都带着恨吗？”郭柯觉得，“她们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这些历史，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不断地在对老人进行二次伤害。”

    “社会上很多人叫嚷着日本必须认错、慰安妇好可怜等等，实际却对老人的生活情况一无所知。”郭柯认为，这些人要么把老人当成了“历史证据”，要么就是站在高处的同情怜悯，自始至终，“我们没有真正敞开怀抱去接纳这些老人”。

    郭柯用了最克制的手法来拍摄，很多时候老人开始哭泣，他的镜头就拉远，飞到了天上和窗外，云静静地飘过，雨哗啦啦地落下。郭柯希望，多一些的年轻人走进影院，不排斥这个题材，不被痛苦、洒满泪水的面容吓跑，能知道“这些慰安妇老人是受害者，更是我们的同胞”，“老人能活到现在，就说明了一切”。

    （《中国青年报》7.26 袁贻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