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脑

    ■【美】 乔纳森·弗兰岑

    《如何独处》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乔纳森·弗兰岑的一部最重要的随笔集。记录了一位不轻易随俗、不断自我诘问的社会小说家、一个知识分子，历经挣扎与成长，挥别忧郁恐惧，臻至温暖的过程。其中,《父亲的脑》一篇流露出的真情感动了所有人。

    1996年2月一个多云的上午，我收到家母从圣路易斯寄来的邮件，是情人节包裹，含一张粉色浪漫贺卡、两根巧克力棒、一颗别在线圈上的心形镂空花纹饰品，以及一份神经病理学家做的家父的脑部尸检报告。

    父亲在过世前几年，参加过华盛顿大学主办的一项以记忆与衰老为主题的研究，而参与者可获得的报酬之一就是一次免费的死后脑部解剖。我怀疑那项研究还提供其他监测或治疗作为答谢，才会让喜爱各种赠品的家母坚持要家父去当志愿者。另外，她之所以把尸检报告放进我的情人节包裹，节俭或许是唯一的动机。这样可以省下三十二美分的邮资。

    在九个月前我们于当地报纸刊登的启事中，家母坚持要说父亲是“久病辞世”。她喜欢这个词的正式和含蓄，但也不难听出她在其中的抱怨，她在“久”字上加重的语气。病理学家在家父大脑中鉴定出老年斑，足以证实这些年来她夜以继日奋力对抗的真相：家父患有阿兹海默症。

    家父刚开始衰老的那几年，我住得离家很远，我的信息主要来自母亲对父亲的抱怨。关于我父母的婚姻，可以肯定地说：不怎么美满。但只要家父在工作，他们就能各据一方，分别在家里和公司享受自主，可自家父1981年满66岁退休，两人便开始不舍昼夜地在他们的郊区别墅里上演《密室》。当我像联合国维和部队一样短暂探视时，他们俩都会热切地向我控诉对方。

    家父在退休前健康状况良好，他的双亲和叔伯都活到八九十岁。而他满心期望自己能活到90岁左右。“好看看世事如何演变”——他常这么说。他老年的抱负就是尽可能久地跟随国家和他的孩子们的脚步，见证徐徐展开的历史。

    从他智力衰退的头几年当中，我只能准确无误地掘出一个直接记忆：看着逼近90岁的他挣扎着，直至无法算出餐厅账单上的小费。还是那年春季，父亲被诊断出前列腺长了颗小小的、缓慢生长的恶性肿瘤。医生建议他不要费心治疗，但他坚持要做放射疗程。父亲多少明白自己的心智状态，愈来愈怕他哪里出了大毛病，怕他终究活不到90岁。家母认定父亲是疑心病作祟，对他已失去耐心。1991年9月，她在给我的信里写道：

    “你爸展开了他的放射疗程，让我松了口气，这强迫他每天都得离开家（她在这里画了张笑脸）——好大的附加利益。他现在太神经质、太焦虑、太抑郁了……我愈来愈觉得，人所能拥有的最优秀的特质是（一）积极的态度和（二）幽默感——但愿你爸有。”

    有个周末他们在印第安纳我叔叔厄夫家住，离开熟悉环境的父亲发了一整晚的神经，致使叔叔朝着他的脸大吼：“厄尔，我的天啊，我是你弟弟厄夫呀，我们以前睡同一张床呀！”回到圣路易斯，父亲开始对保姆普莱波太太大呼小叫，母亲雇她一星期来两个上午照顾父亲，好让自己出门办点事。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人照顾，假如的确需要，他不明白为什么做这件事的会是陌生人而不是他的妻子。他成了名副其实的“黄昏族”，白天在瞌睡中度过，凌晨暴跳如雷。

    我大哥说服父亲去医院做检查，一个星期后我飞回圣路易斯，直奔医院。我来到父亲的病房，看到他人在床上，毫无睡意。我打了招呼。他发狂似的比了“嘘”的手势，要我去他枕边。我弯下身子，他用嘶哑的耳语要我降低音量，因为“他们在听”。我问“他们”是谁。他不肯告诉我，但他的眼珠害怕地滚动，扫视房间。当家母出现在门口，他更小声地向我透露：“我想他们收买了你妈。”

    我对接下来那个星期的记忆大多模糊不清，我每天都去医院，尽可能多地坐在他旁边陪他，直到受不了为止。他口中没有哪两个句子是串得起来的。事后回想，我觉得最重要的记忆是非常特别的一段：父亲在床上，母亲坐在一旁，我则站在门边。我们正在进行一段痛苦的家庭对话，可能是关于父亲出院后要搬去哪里。几乎完全跟不上的父亲，仿佛受够我们胡说八道似的大叫：“我一直很爱你妈。一直很爱。”母亲听了掩面啜泣。

    父亲的心肺一直非常强健，而当家母正打起精神准备再应付最后两三年时，1995年4月某天，他突然停止进食。或许是因为吞咽困难，也或许凭借着硕果仅存的意志，他决意让他不想要的第二童年落幕。

    那天傍晚，外头刮起圣路易斯初夏的大风。我在炒蛋时接到母亲从养护中心打来的电话，要我赶快过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以为自己有充裕的时间，但我把炒蛋配一些吐司吃完才动身，而到了养护中心的停车场，我坐在车里，打开收音机，里面正在播放当季正红的那首蓝调旅者乐队的歌。没有哪首歌曾让我如此快乐。

    而他还是没有死去。暴风雨在那天晚上席卷养护中心，扑倒一切，只剩急诊室的照明，母亲和我只得坐在黑暗中。我不喜欢回想当时我有多不耐烦地等待父亲停止呼吸，心里有多希望摆脱他。我不喜欢想象他躺在那里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他的挣扎在他脑中形成了什么样的朦胧抑或鲜明的知觉或情感形式。但我也不愿相信，那里什么事也没发生。

    快十点时，灯才刚复亮，我和母亲正在他房间门口跟一个护士商谈，这时我注意到他有意把手伸向他的喉咙。我说：“我觉得有事发生。”那是临终喘息：在心脏停止跳动后，他的下巴抬起来，以便把空气吸进肺里。他似乎缓缓、深深地点头以示肯定。然后一切归于平静。

    在我们吻别了他、签了脑部尸检的同意书、开车穿过水淹的街道之后，家母在我们的厨房坐下，不寻常地接过我拿给她的纯杰克丹尼尔威士忌。“现在我明白了，”她说，“当你死了，你就是真的死了。”

    以阿兹海默症的慢动作模式，家父此刻并没有比两小时、两星期甚或两个月前死得更彻底。我们只是失去了最后一个部件，我们得以构造完整生命的部件之一。关于他，不再会有新的记忆。现在我们只能诉说，那些我们已经说过的故事。

    （《如何独处》南海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