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酒者的救赎

    调查显示，中国已有4000万嗜酒者，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潜在的病发者，其中通过医疗手段戒除酒瘾者几乎没有。

 

    夜里七点，北京东中街一间写字楼里亮起了灯。

 

    这个只有二三十平米的小房间里，坐着消防官兵、五星级饭店厨师、精神科医生、编剧等各行各业的人。

 

    他们是参加一场戒酒活动的酒依赖患者，也被称为“嗜酒者”。

 

    按现在的医学解释，当一个人被确诊为嗜酒者，意味着已经失去了对酒精的控制，要活下来，唯一的选择是终生滴酒不沾。 

 

    失控

 

    曹翔宇，48岁，一家企业的副总经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位嗜酒者。

 

    “一睁开眼，就开始喝酒”。曹翔宇说，20岁不到，他开始喝“睁眼酒”。

 

    那是还没有网络送餐的年代，这个在北京机关大院长大的年轻人打电话给楼下的小卖店，一次性买四罐啤酒，心里想着，我就喝四罐，结果一天之内送了十几次“四罐”。

 

    “又喝完了”，“你这是拿去洗澡啊”，这些调侃让他感到羞愧，索性开始买四斤装的白酒，这样显得买得比较少。

 

    家人不让喝便偷着出去买酒，口袋没钱，便先把酒拿到手里，迫不及待拧开盖子先喝一大口，再告诉老板，我没有现金，手机你要不？

 

    他变得越来越不爱和朋友出门。最享受的事情是，开着家里那盏昏黄的小台灯，一个人坐在桌前，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干，一口喝半瓶，就这么喝上三天三夜，眼前一黑，什么都不记得。

 

    曹翔宇的妻子说，每天下班回家一开门是昏黄的灯，就知道他喝多了，这还不是最恐怖的，一开门，昏黄的灯，没人，才可怕，这种时候，他电话也不接，半夜回来经常带伤口和泥土。

 

    为了寻求酒精带来的快感，曹翔宇不放过家里任何含有酒精的东西，料酒喝完了，花露水也喝。

 

    在嗜酒者的讲述中，酒是一种令人失去理智的液体。有女性嗜酒者为了买酒，冬天光着身子就跑下楼；有人家里堆满酒瓶，喝了十几天只能躺在酒瓶上睡觉、排泄；有人喝多了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水库中央的石头上。

 

    一开始喝酒，是“无忧无虑，其乐陶陶”，荒唐的事情多了，曹翔宇不想喝酒了，但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失眠的人想睡睡不着，我们的痛苦也一样，不想喝酒，但是非得喝”。

 

    唯一具有震慑力的东西，是扑面而来的死亡。

 

    嗜酒者曾经用三个词形容过酒依赖病症：不可治愈、逐步恶化、足以致命。

 

    一个关于嗜酒者的故事，如果听到“喝到最厉害的时候”、“喝到最后的时候”，那就说明，他们到达了内心的“最底层”。这个时候，他们通常一个人待在屋里，拉上窗帘，躺在地板上，周围都是酒瓶。

 

    那是生死边缘，不得不改变的时刻，没日没夜的痛饮过后，睁开眼时内心只有恐惧——我昨天做了什么？还能活过今天吗？

 

    曹翔宇戒酒时认识的朋友李航曾经多次复饮，家人不让他喝，他就砸电视，“不是打孩子就是摔东西”，直到喝进了医院。

 

    曹翔宇记得，李航一米七左右，胖胖的，做饭特别好吃。

 

    李航走得很突然，一顿饭的工夫，妻子发现他不动弹，拉去医院，医生直接开了死亡证明，死因是多脏器衰竭。

 

    这是嗜酒者常见的死因，还有一些人死于酒后跳楼、车祸、溺亡等等。

 

    加入“AA”

 

    2002年，曹翔宇三十三岁，身体全面亮起红灯，上过大学的父亲查了很多资料，带他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物质依赖科室看病。

 

    验血报告出来，他是长期酒依赖患者。转氨酶正常值是低于40，他是400多，转肽酶正常值应低于70，他是2000多，其他指标没有一个正常，该高的低了，该低的都高了。

 

    再喝下去，就是死。

 

    他记得，接诊医生名叫郭崧，郭崧说了两句话，第一句令人宽慰，“酗酒不是你道德问题，这是一种病”，第二句话彻底断了他的念想，“要活着，你今后一滴酒都不能碰”。

 

    曹翔宇求着郭崧开药，被对方告知，“没有用”。郭崧建议他去参加嗜酒者互诫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简称AA），作为最后的尝试。

 

    郭崧是把AA引进中国的两位医生之一。

 

    这个组织创立于1935年的美国纽约，自愿戒酒是加入其中的唯一条件。

 

    2000年，郭崧和北大六院医生李冰参加了AA世界大会，他们看到来自不同国家6万多名已经成功戒酒的AA会员，沿着布满酒吧的街巷缓缓而行，却没有一个人想要喝酒，两个此前从未治好过酒依赖患者的中国医生决定把这个戒酒模式引入中国。

 

    那时，AA刚刚来到中国一年多，有人通过这个戒酒组织停酒近两年，这让曹翔宇看到了希望。

 

    第一次参会是在医院里，许多人穿着病号服。大家一起读书、发言，初入协会的曹翔宇不相信这些，“感觉不是卖假药的就是邪教”。

 

    将信将疑，他参加了好几天会议，和大家一样，每次发言前，都说一句开场白——“大家好，我是一个酒鬼”。正视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人说出这句话，花了两个礼拜。

 

    曹翔宇听到了很多人的过往，他感觉自己找到了同类，坐在这里的人谁也不会看不起谁，“都是病人，是永远变不成鲜黄瓜的酱黄瓜”。

 

    和“戒友”们一起，他觉得自己有救了，在会上分享自己的过往，看AA的书籍，每天给老会员打电话，开头便说“今天，我没有喝酒”，结束时说“谢谢”。

 

    曹翔宇如愿停酒了，整整一个月。一切都很好，老会员打来电话，他只重复，我病好了，不想喝酒了，不用开会了。

 

    “怒开会”“狂开会”

 

    复饮是一件猝不及防的事。离开AA没几天，曹翔宇自己都没反应过来，怎么又喝上了，一喝就是几个月。他心里舍不下那瓶酒，不断诱惑自己，再试试，再喝点儿。

 

    2003年3月4日，那是曹翔宇最后一次喝酒，吐胆汁时，他忽然想通了戒酒会书籍里的一句话：要有强烈的戒酒愿望，为驱逐那无情的瘾癖在所不惜。

 

    自己戒酒失败，是因为愿望不够强烈。

 

    和曹翔宇一样，许多嗜酒者在进入AA第一年会自我感觉很好，认为自己的品德、精神状态比正常人还好，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希望，这段“与AA的蜜月期”，被嗜酒者称为“粉红色的云”。

 

    曾经有会员迷失在“粉红色的云”里，觉得自己是“正常人”了，拿起酒瓶喝了一口，一喝就是八年。

 

    从那以后，曹翔宇严格按照老会员说的做，“怒开会”，“狂开会”，七点开会，三四点就到会场等着。

 

    随着停酒时间变长，嗜酒者们对“精神生活”的关注甚至超越了对“停酒”本身的关注。他们在会上除了说酒，说关于酒的过往，还会开始分享，自己如何变得更加平和——“今天，我站在斑马线过马路，是绿灯，有人朝我乱按喇叭，我也没生气”。

 

    有时，曹翔宇觉得来开会其实是一种心理强化，每天提醒自己：我是什么人，我为什么会坐在这里，我不能让自己忘了，我到底干过什么。

 

    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医生盛丽霞的说法：戒除酒瘾心理治疗是有效的，目前，国内很多医生不明白酒依赖是怎么回事，所以才通过互助组织来完成“心理治疗”功能。

 

    数据显示，AA共有会员216万，10万多个小组，分布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中国19个省份有AA互助小组，他们还有QQ群，以及网络会议。

 

    至今为止，没人能解释清楚，这个通过聊天谈话的组织，如何控制住人们喝酒的欲望。

 

    但它的确行之有效，截至目前，中国最老的会员戒酒已经18年。

 

    （文中所有嗜酒者皆为化名）

 

    (《新京报》7.16 罗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