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杂忆

    北京胡同留给我的记忆，既宁静，又热闹。每天清晨，结伙儿上学的呼朋唤友，赶着上班的车铃叮叮，然后就只剩下暑季的蝉鸣，或“三九”的北风；日落鸟归巢，各家的锅碗瓢盆交响曲开演，胡同里必定少不了一阵喧嚣：顺子、利子、平子、节子，回家吃饭楼！二柱子你死哪儿去啦？

    哪个小小子要头上带青包、鼻子淌着血、灰头土脸地回家来，赶上“护犊子”的老娘们儿，不问青红皂白，就得拉着孩子：“谁打的？走！找他们家大人说理去！”“严于律己”的老爷们儿，问明缘由，八成还得再把不争气的“败兵”揍一顿：“他打你，你长手干什么吃的？没告你别跟他们玩儿吗？叫你不听话！叫你不长记性！我打死你个小兔崽子！”于是乎大人喊，孩子哭，街坊劝，这是胡同里再平常不过的景致了。更何况歇后语里还有一说：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足见那阵儿小孩儿挨打是家常便饭，隔三岔五就得开开张。不像现在，都一个儿，顶头上怕摔着，含嘴里怕化了。

    胡同生活每天以“倒脏土”宣告结束。那时的垃圾以炉灰为主，扫个院子也能撮起半簸箕土，所以“上簸箕”“土筐”“土箱子”是每家必备之物。天黑之后，端着、抬着，或用四个轴承做轱辘的小车拉上土筐，把脏土倒在“土站”。

    再晚些，清洁队的“土车”——垃圾车一到，三四个清洁工跳下来，三下五除二，用板儿锹把垃圾撮车上，高声一吆喝，走喽！再齐刷刷蹬在车后边的踏板上，风驰电掣般奔下一堆，故名“夜撮儿”。他们都头戴劳动布的工作帽，为防尘土，帽子后头都连着一块布，遮住脖子，既像炼钢工人，也像电影里戴着战斗帽的“日本鬼子”。

    日久天长，倾倒垃圾的那块地儿都快铲成坑了。后来卫生了，有的地方摆上几个带盖的垃圾桶，不方便的街边，就有电动的小号儿垃圾车来定点集中收垃圾，街门外一响起“十五的月亮……”那个曲子，就是倒土的信号，老少爷们儿的活计就来了。

    居委会是基层政府的手和脚，街道有点儿什么事，尽义务的“积极分子”——老太太们成帮结伙，挨家挨户且得通知呢：老街坊们，政府修永定河大堤，咱都得出点儿钱啊！那时我还在北城根住。街道的人拿着印刷好的每幅有“两圆”字样的捐款票据，挨着门走。我老娘实诚，问得买几张您那个小票啊？回答是您来五张吧！得，10块钱出去了。

    现在有拿工资的职业社区工作者，骑着电动自行车，一会儿就都告诉到了。在安定门内大街，我就见到这么一位，到每个门脸儿前，都是手一捏闸，脚一点地：哥们儿，记着9月26号之前都把国旗给挂上啊！回应大概都是：得勒您那，忘不了！

    现在的胡同平房四合院都成了香悖悖，为什么？无非公用设施接入，去除其弊，光剩其利了，出来进去省事，侍弄花草方便，还有老百姓讲究的“接地气”，最起码没有四楼屋里有丁点儿动静、底下三楼都听得一清二楚的那个烦劲儿，更有源远流长的邻里亲情。那些搬进楼房的老街坊们，面对虽生活方便，但对门多年不相识的居住状态，又止不住地念叨往昔生活艰辛但人情温暖的大杂院。

    至今还住在胡同里的，和以前可大不一样了。煤改电之后，少了捅炉子眼儿、倒炉灰的麻烦，公厕也改到了胡同里，白瓷砖到顶。还有方便残疾人的马桶、不锈钢扶手，相当于公共洗手间里的VIP（贵宾）待遇。那种隔二里地能闻着味儿找公厕的事儿，已然有了很大改观，也免了出恭时面面相觑的尴尬。

    以前的笑谈是买得起马置不起鞍，现在是“马”买来了，没地儿“拴”。所以，时代进步的体现，少不了胡同两侧、窗户根儿下停满了的汽车，和为占车位各家装的地锁。要不然您下班晚了，转半天腰子也没地儿搁车啊！邻里间为这事闹矛盾的可不少见。说句老生常谈，这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嘛。

    （《一个“50后”心中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焦尚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