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中医的洋学生们

    上半年，徐中菊所在的中医科密集接待了来自法国、爱尔兰、巴西、越南的进修参访团队。7月份，一支以色列的团队光临。

 

    赛思坐在诊室实习时，等候的病人们总要对他多瞟几眼。

 

    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注视，毕竟，他的长相和中国医生不一样。他来自印度。

 

    经常带教留学生的上海浦南医院中医科主任徐中菊也发现，每当她身边坐着来自异国的学习者，病人们会心照不宣地说话轻声轻气、显得特别守规则。

 

    这不免让徐中菊觉得可爱——外国人来学习中医，无形中令就诊中医科的病友也多了一份自豪感。

 

    2017年3月，我国发布《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计划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合作建设50家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示范基地，推出20项中医药国际标准。目前，中医药已经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数据也显示，近十年学习中医的留学生数量逐年上升，有783名留学生获得该校各级学位，来源地覆盖57个国家。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游泳名将菲尔普斯拔火罐……中医药已经成为一张中国名片，吸引着各国的人们来学习。这似乎也是一种提醒，别忘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和瑰宝。”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闫晓天说。

 

    “我想从根源学起”

 

    赛思说，他的出生就是托了中医的福。

 

    赛思是上海中医药大学大五学生。他出生在印度果阿，一个“游客多过居民”的旅游大区。

 

    赛思的父亲是针灸师。父亲年轻时就想学医，但因机缘做了工程师。后来，他遇到一位来自中国的中医，治好了他的颈椎问题，于是对中医燃起兴趣，先去斯里兰卡读了3年针灸本科学位，又深造读了硕士、博士，学成归来，在果阿小有名气。

 

    25年前，赛思出生那日，母亲疼痛难忍，当地医院表示爱莫能助，且按经验推算，起码还有5小时。赛思的父亲决定施针助产，母亲的疼痛迅速得到缓解，半小时后就顺利诞下赛思。

 

    这当然是赛思听来的故事。而他亲眼见证的效果更是神奇。

 

    “人们总说中医慢，这是误解！”他曾亲眼目睹一场发生在家门口的车祸。一位摩托车驾驶员被轿车撞飞，鲜血流出，昏迷不醒，赛思的父亲迅速上前为伤者施针。短短几秒，伤者一阵抽动、急促呼吸后苏醒，等救护车10分钟后赶到，伤者已能自行走上救护车，令抢救人员惊讶不已，纷纷表示以后要向赛思父亲学习针灸急救。

 

    还有一次从泰国飞往印度的航班上，因餐食有问题，乘客们集体中招，厕所大排长龙。机上药物不够，赛思的父亲主动站起，教大家用中指按进肚脐深处揉腹，果然不少人腹泻止住。

 

    印度地震频发，每次地震，父亲都带赛思去义诊，赛思发现，中医对缓解疼痛、抑郁状态都很有效果……

 

    松本隆吾虽是赛思的学弟，但整整比赛思大了21岁。

 

    松本隆吾来自日本千叶县，他的两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7岁。去年9月，他走进上海中医药大学大一课堂的第一天，就有同学问他：你为什么来？他笑而不语。他所有的课都上，连体育考试也全部参加。

 

    松本最早接触中医是在七八岁。他有较严重的鼻炎和过敏症状，去各家医院，医生都认为只能使用激素，效果却不佳，无意中在家附近的针灸诊所治疗，结果治愈。

 

    1998年他去长野滑雪，扭到脚踝，不能行走，去综合医院，拍X光说骨头没有断，是韧带损伤，除了固定关节只能等身体自愈。1个月靠着拐杖度日后，松本突然想起老家那家针灸诊所，返乡治疗，第一次就有明显好转。此后每周一次，8次基本痊愈。

 

    当时松本在日本一家著名贸易公司工作，有一天，他看着身边的老前辈，突然间感到未来几十年发展已经看得到头。2000年，他辞职，去针灸学校读书。3年学习后，他在两家医院做针灸师共11年，看到了针灸更多效用。

 

    2013年，松本一家来到中国，工作两年后，松本想学习中医。“这里是中医的源头，我想从根源学起。”

 

    “藏着掖着的心态要打破”

 

    党惠庆72岁了，是针刺麻醉创始人、沪上名中医党波平之子。来浦南医院进修的留学生不少正是冲着他的名气。

 

    卫生纸叠成16层的小块，两个摞在一起，“最好能穿透32层”。党惠庆教华裔澳洲留学生维塔练习针灸的指力。维塔试了，只能刺穿16层。“还要再练习”，党惠庆鼓励。

 

    旧时，中医讲究家传，也会收徒弟，但有专门的拜师程序。党惠庆说，父亲属于半封建式家长，无需动手，只眼珠一瞪，孩子们都得乖乖听话。党惠庆从小背诵 《医学三字经》，到初中时，《内经》《医学心语》《本草纲目》等经典都一一熟读。1964年，他跟名老中医范乾德（人称“范一帖”）学习两年，范乾德一生只带教他一人，因党惠庆学习认真、功底扎实，又品行可靠，便将自己一生秘不外传的经验方都传授给他。

 

    而据党惠庆了解，在中医界，有些秘方，师父到去世都不传给弟子。

 

    党惠庆感受到中医的式微，“我有时在想，我会不会是‘末代中医’？我感觉自己很像放在大厅里的花瓶，有了更气派，没有也没什么区别。”

 

    “以前，我对把家传绝学教给外国人，心里多少有点芥蒂，但现在，藏着掖着的心态要打破。”党惠庆说。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学习时就已对中医概念有一定基础，对中医的精髓更是火眼金睛。

 

    有一对日本夫妻跟随党惠庆学习。党惠庆觉得两人资质不错，便拿出珍藏的两部医书，一本是赫赫有名的广益中医堂药方，父亲手抄本；还有一本日本针灸的古书，也是孤本。两人极为珍惜，郑重翻印好，再交还给党惠庆。

 

    “掐掉一点、掖着一点、瞒着一点，中医以前的传承经常有这类问题。这也是文化的不同。这点如今要改变。”党惠庆所属的孟河医派如今出台了抢救性开展孟河医派传承的计划，提出口号，“再培养1000名学生，将孟河医派再传100年”。目标是一年培养10个人。但今年就没完成计划，只有7位学生。

 

    “学习中医是一个悟的过程”

 

    1995年就在上海学中医的德国人杜丽丝说，她原本以为中国人都比较了解中医，来了才发现很多中国人也不知道中医、西医的真正区别。“这是一个让人失望的现象。”

 

    也有许多文化冲突。最初，杜丽丝想给丈夫看舌象，丈夫不理解为什么要向医生吐舌头。还有一次，丈夫胃疼，杜丽丝让他伸出手腕把脉，丈夫说：“我是胃疼，不是手腕疼。”还有的外国病人抱怨中药太苦，问“能不能把中药做成草莓味”，每次杜丽丝都幽默以对：“对不起，我们正在努力，目前只有咖啡味的。”她把中药汤剂叫作“东方咖啡”。

 

    赛思认为，学习中医，对外国人来说最难的是理解中医辨证施治的思维。

 

    比如，古书讲“阳主升而阴主降”，有学生就发问，这样是不是阴和阳越来越远？

 

    还有一些外国学生学针灸，只问老师，“头痛应该扎什么穴位？”

 

    “他们把中医当成一个工具。其实中医是一种文化、一种思维，应该思考的是，这个人为什么会头痛，找到原因，才能施治。”赛思说。

 

    中途放弃也是常有的事。维塔在读澳洲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中医专业，40个人入学，最终只有10个人毕业。

 

    松本隆吾最近在跟着党惠庆抄方，学到很多。他总结出中国传统中医和日本汉方的区别——在日本，中医师都是根据不同的病症给固定的方剂，但他研究党惠庆的方子后发现，党老的处方不固定，而是根据不同人的体质、主诉、症状、天气，增减药方。

 

    “这才是真正的临床应用，是真正做到对所有药物的药性了然于胸，融会贯通。”松本隆吾说。

 

    (《解放日报》6.17 王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