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晓雯
沉月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的结婚登记和他们的婚礼。
婚姻登记处的大姐笑容可掬:“这一下去就成定局了。”沉月一听“定局”两字,心就坪坪地狂奔乱跳!她突然间觉得有点可怕,有点不知所措。
“咔!”钢印压了下去,像一座大山压了下来,沉月猛地闭上了眼睛。
拿着红本本从民政局走出来的时候,沉月的脑子一片空白。我结婚了?费兴才是我的丈夫了?我以后就要跟他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张床上睡觉,要跟他生活一辈子了?想着想着就打了一个寒战:我对婚姻的美丽梦想就这么仓促结束了吗?他到底是不是我生命里的爱人?
兴高采烈的费兴才却被一股巨大的幸福包裹着:“你说,我们什么时候举行婚礼?盛大的婚礼!”
“这么张扬干什么?我们两家吃顿饭,认识认识,然后我们出去旅游就可以了。”
“那可不行,绝对不行!”费兴才叫了起来,“单我妈那儿就不可能通过!我妈已经说了,一切由她安排。在这里摆他个二三十桌,回我们老家呢,那当然是请全村的老少爷们了……”
“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大家都会高兴的。”
“你结婚别人高兴什么啊?”
登记当天他们就闹了别扭,两人都不愉快。最后每人退一步:请亲戚和最要好的朋友吃饭,请同事和一般的朋友来新房坐坐。
新房里窗帘挂好了,米色的,质感厚重,既高贵典雅,又和家具搭配和谐。沉月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心情好转。可是第二天当她从母亲家回来刚踏进门,新房的“景色”差点让她背过气去——那两幅米色的窗帘,被婆婆用大红绸扭成了两根细细的“麻花”!屋里的墙上、门上、柜子上,甚至床上,全贴上了大大小小的“囍”字!再一细看,枕头下、衣柜内、抽屉里,全是用红纸包着的脏兮兮的毛票!
这些红纸红绸都是婆婆从老家带来的,婆婆说,你们城里没有那么好的东西。费兴才还告诉沉月,母亲擅自做主,把原来的四桌酒席改成了十桌。“妈妈也是好心,只要她高兴,就随了她吧。”
“那是我们结婚啊……”沉月长长地吐了口气,“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不乐意一大帮我不认识甚至不喜欢的人来给我‘贺喜’。这种假惺惺的应酬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负担,不是快乐。”费兴才听了一脸的不高兴:“你就是这样,总是考虑自己,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天啊,这叫什么事?结婚前的费兴才和结婚后的费兴才判若两人。
当天晚上,沉月突然发起了高烧。累的,烦的,憋屈的。明天就要办事了,沉月昏昏沉沉地躺着,她祈祷老天不要让自己这么快退烧,她不想结婚了……
第二天沉月还是强打起精神起床,她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想为难别人。打开柜子,她把准备在婚礼上穿的衣服拿出来想熨一下,一看不对劲,怎么别了那么多的小布条?前面有,后面也有。她刚要弄掉,婆婆急急跑进来按住她的手:“别拿下来!别拿下来!这都是画着符的,就这样穿着吃喜酒……”沉月看着那件飘满小布条的衣服,一下跌坐在了床沿上。
婚礼那天晚上客人散尽,沉月不想呆在新房里,便一个人走了出来。那种不是从心底发出的应酬式的笑容让她肌肉僵硬,疲惫不堪。街上已经很安静了,沉月漫无目的地走着。以前,她无数次想象、憧憬过自己的婚礼:简单、温馨、浪漫……现在,她的心、她的梦已经被无情地撕得粉碎!
几天后沉月拖着虚弱的身子,跟费兴才“荣归故里”,举办第二场婚礼。
转了三趟车,坐了十几个小时,终于到达县城了,然后就是坐拖拉机,又颠簸了三个多小时才到费兴才他们村。好多人出来迎接他们,黑压压一片。
“看啊,阿才的新媳妇,是城里的姑娘呢!”
费兴才亢奋得全身抖动,大声地招呼,大把地撒糖。
“我儿媳妇的爸爸是大学教授!”婆婆喜滋滋地跟乡亲们吹着,“我儿媳妇现在正在读研究生,以后也是教授!”
家里养的两头猪,是全家一年主要的经济来源。为费兴才的婚礼杀了一头,公公婆婆虽然心疼但也欢喜,到底儿子给费家长了脸。五六个菜在城里很寒酸,但在这里已经算很奢华了。就是过年,人们也很难吃到这样的饭菜。
大娘大婶们边嘻嘻哈哈地吃着,边忙着往自己面前自带的芭蕉叶上夹菜,准备完了打包回家给老人和小孩,让他们也沾沾肉腥;大爷大伯们边你一盅我一盅地干着,边兴奋地摆着自己家可炫耀的美事,渐渐烂醉如泥;小孩在宴席里窜来窜去打闹,鼻涕浆满了嘴巴和鼻子……酒足饭饱,人们抹着油光发亮的嘴,摇摇晃晃地走了。
终于完成了婚礼——不是她的婚礼,是费兴才的婚礼,是婆婆的婚礼。沉月的婚姻就这样开始了,沉月真正的人生就这样开始了。
(节选自长篇小说《取暖》 海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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