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匪患说到镖局

    民国是火车和火枪的时代，保商会的枪手取代了武林高手，新式的保商会和邮局取代了旧式的镖局。

    海盗与水匪

    1926年11月26日，在厦门教书的鲁迅给在广州教书的许广平写信，提到一桩海盗劫船的案子：

    同年11月15日，英国太古轮船公司一艘从上海开往香港的客货两用轮船在距离香港八十英里的地方遭逢海盗，四十名海盗荷枪实弹上船，打伤了船员，洗劫了乘客，临走还放了把火，把舵楼给烧了。

    这桩案子发生以后，香港当局和广东政府联合发文，饬令水警增派巡逻船只，保护过往商旅。

    民国广东，盗匪横行，无论人还是货物，无论水路还是陆路，途中均有被劫可能。不是政府和司法机关不作为，而是逮不胜逮，防不胜防，广东司法司刚成立没几天，相关案件的卷宗就摞到一尺多高了，抓到的罪犯几乎挤满了监狱。

    当然，不单是广东多匪患，整个民国都不安全。1922年9月，北大教授吴虞从成都老家回北京，刚开始坐的是轮船，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准备到汉口换乘火车。船还没到重庆呢，就遇上了劫匪——行经猫儿峡，水路变窄，几十个头裹红布的劫匪站在江边往船上飞铁钩，试图让轮船搁浅，然后任由他们洗劫。幸好那艘船马力够大，拉脱了钩子，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保商会取代了镖局

    民国多匪，原因很多。第一，国家不统一，政令不统一，盗匪流窜，无法根治；第二，内战频仍，军纪败坏，兵匪不分；第三，农业产量低，苛捐杂税多，穷人吃不饱饭，又不甘心饿死，于是铤而走险，沦为盗匪；第四，交通和科技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千八百里路程，人要走一星期，货要走半个月，盗匪们下手的机会太多了，而落网的风险又太小了。

    1940年，广州沦陷期间，日伪政府靠不住，番禺商人曾经联合成立过一个“保商联防队”，专门护送本地的车队与商船。上世纪三十年代，阎锡山主政山西期间，山西商人也曾经成立“山西保商会”，凡参与该会者，可以在货物与钱钞运输中获得保护，免遭盗匪抢劫。晋商生意遍布全国，山西商界富甲天下，山西保商会财大气粗，除了买枪雇人保护商队，居然还设了银行，开了旅店，建了仓库，办了学校，很快成为全国最大并且最有影响力的保商会。

    山西保商会、番禺保商联防队，其主要职能其实就相当于古代的镖局。那干吗不直接成立镖局呢？因为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镖局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没错，盗匪横行，商旅需要保护，可是传统意义上的镖局效率太低，装备太次，火车一天能运到的货物，镖局人拉马驮得走半个月，途中遭遇抢劫的风险更大。

    镖局的正确写法应该是“标局”

    镖局产生于明末清初，是顾炎武、傅青主等反清复明义士在从事贩运的过程中创办的。也有人说明朝繁盛时期已然出现镖局，如《金瓶梅》第六十六回，西门庆问朋友韩道国：“客伙中标船几时起身？咱好收拾打包。”《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五回：“西门庆家里开着两个绸缎铺，如今又要开个标行，进的利钱也委的无数。”文中“标船”即是镖船，“标行”即是镖行。

    其实《金瓶梅》里的标船和标行跟镖局一丁点儿关系都没有。按明末清初江南文人叶梦珠《阅世编》记载，明朝松江织造工艺盖压全国，棉布光洁细密，可为天下布匹之冠，故此在商界有“标布”之称，并把运送松江棉布的货船称为“标船”，贩卖松江棉布的店铺称为“标行”，贩卖松江棉布的商贩称为“标客”。西门庆既开绸缎铺，又开标行，他确实是个标客，但他这种标客绝对不是在江湖上走镖的镖客。

    有意思的是，虽然《金瓶梅》里的标行与镖局无关，但镖局的“镖”最初的确被写成“标”。

    明朝末年，天下大乱，某些士兵脱离部队，或落草为寇，当了响马，或受人雇佣，给人保镖。这些人骑骏马，佩弓箭，射术高超，百发百中，给富商大贾保镖时，在醒目位置竖起红色标记，故称“标兵”。

    卫聚贤《山西票号史》收录有1844年8月发出的一份商业函件，山西平遥蔚泰厚票号致信京师分号，说运送银元途中有“标局”护驾，随带“标兵”三人。在这里，标局正是镖局，标兵正是镖师。

    （《羊城晚报》6.17 李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