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围绕着办理准生证、落户、买车、购房、拆迁、移民等问题，“假结婚”“假离婚”现象增多，甚至已经形成一条“利润丰厚”的产业链。
近年来，多地出现经济因素驱动的“假婚姻”现象，“假结婚”“假离婚”处于高发态势。尤其是在部分实行住宅、汽车限购的地区，由于婚姻关系和户籍与获取购房资格、购车上牌等关联，婚姻成为一些人突破政策限制、获取灰色收益的“筹码”。
离婚复婚“连环计”频现
近日，记者以“准备在廊坊燕郊购房但户籍不符合限购政策要求”的名义，和一名房产中介人员联系。他告诉记者，可以通过与有燕郊本地户口的人办假结婚，从而符合限购要求。“之前帮燕郊本地的客户做过‘假离婚’购房，没出过问题。购房前会签一个财产协议，写清楚离婚的时候房子归你所有。”购房合约签完，三个月后就可以离婚，整个流程五个月左右可以走完。
记者从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2014年至2016年，三年的结婚数保持平稳，均在17万对左右。然而，在结婚人数大体平稳的情况下，离婚人数却逐年递增，2016年达到97600对，比2014年上涨73%。同时，2016年北京复婚数为22607对，比2014年上涨131%。
法律界人士分析，在实际案例中，许多为规避房产限购政策而选择“假离婚”的当事人，在完成相关房产手续后随即复婚，结合部分地区离婚率和复婚率同步大幅上升的数据，可以看出“假离婚”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躲债骗补各有所图
钻政策空子，通过“假离婚”获取优惠已不鲜见。房地产人士认为，近年来一线城市房价大幅上涨，通过“假离婚”的方式规避限购政策、获得首付和利率优惠，成为一些家庭的选择。
一位房地产中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2016年10月之前的政策，同样是300万元贷款，首套住房最低为85折利率，二套住房为基准利率的1.1倍计算，在30年等额本息还清的情况下，前者支付的利息约为226万元，后者约为306万元，多出80万元。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度北京职工年均工资为85038元，也就是说，一次“假离婚”，单是利息的差距就相当于一个平均工资水平的职工“不吃不喝干10年”。
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今年3月，央行出台规定，对北京区域离婚一年内的贷款人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从严防控信贷风险。一些房地产中介表示，这大大提升了“假离婚”购房的成本，政策出台后为购房优惠而“假离婚”的人大幅减少。
还有一些人突破政策限制，通过“假结婚”过户车牌。近年来，随着北京对购置车辆进行数量限制，摇号购车愈发困难。由此，通过“假结婚”进行地下车牌交易的黑市开始出现。
记者在网上搜索“北京地区的车牌交易群”，加入了其中20多个群。群里号称用“北京车牌摇号第二途径”的方法，基本上都是通过“假结婚”再“假离婚”办理过户。群里经常发布相关的新消息，有些群还会在节假日期间推送“优惠价办理”的广告。
一位中介人士自称：“前几天在我手上就办了三个，结婚登记处也不会为难我们”，并给记者传了一份结婚证复印件，上面登记日期为2017年5月15日。
记者了解到，当前还存在通过“假离婚”获取更多补偿，躲避债务的现象。
在房屋拆迁补偿、农村宅基地等方面，对于没有房产的一方有明显的优惠政策，造成一些地方“假离婚”高发。为多得拆迁补偿，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夫妻“集体离婚”。根据相关规定，一户村民只能占有一块宅基地，一些农村地区也出现为多占宅基地而“假离婚”。
此外，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慧说，随着民间借贷纠纷增多，不少欠债家庭通过“假离婚”来转移财产。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有司法解释，对于“假离婚”躲避债务进行了限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难以准确界定。
另据甘肃庆阳市合水县法官冯淑红介绍，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瞄准贫困地区彩礼高、结婚难、光棍多的特点，采取“假结婚”等方式骗取彩礼。其犯罪团伙化、分工细分化和作案跨省化等特点日趋明显，是典型的“穷人骗穷人”的恶性案件。
弄假成真致纠纷激增
部分法官和律师表示，从法律角度看，离婚动机不影响离婚效力，也就是说“假婚姻”存在真风险。
北京的蒋女士将前夫韩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分割韩先生名下的一处房产，提出购房时为了规避限购政策而办理了“假离婚”，但离婚后并未分居。然而，由于两人在《离婚协议》中已对财产进行了分割，法院未支持她要求分割前夫离婚后所购房屋的主张。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婚姻家庭法律事务部主任吴杰臻表示，类似案件在各地均有不少，近年来“假离婚”后变成“真离婚”的纠纷和诉讼有增多的趋势。
除了民事纠纷增多，“假婚姻”还造成了多方面社会危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乔新生主任分析，“假婚姻”的危害至少体现在四方面。
一是“假婚姻”淡薄了婚姻家庭观念，破坏了社会价值体系。由于婚姻是家庭的纽带，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的不稳定事实上危害到了社会的稳定。
二是“假婚姻”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违反《婚姻法》的相关规定。
三是一些“假离婚”当事人逃避债务，侵害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四是增加了公共成本，例如，通过“假离婚”获取拆迁补偿等于提高了拆迁安置成本；在农村多占宅基地，侵害了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
多位专家认为，“假婚姻”有明显的时代性，与一定时期的政策变化相关。乔新生认为，应当把“假婚姻”问题当作完善相关制度的线索，政府应当尽快弥补政策中出现的漏洞。
（《经济参考报》6.20 闫甲佳 刘宏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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