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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复旦校园遭受重创，抗战胜利后校园以南的日本房舍划归复旦，成为师生宿舍。宿舍分为七个区域，以复旦建校以来历年迁址的地名足迹命名，分别为庐山村、徐汇村、嘉陵村、德庄、筑庄、淞庄和渝庄——统称“三村四庄”（简称“村庄”），即今天复旦教工宿舍的前身。
复旦“村庄”的范围，包括今邯郸路、国顺路、政熙路及国权路两侧的区域，内有一二百幢日军占领时期遗留下来的平房、小楼和联排建筑，构成“村舍”。1946年暑假以后，复旦大学从重庆复员返沪，师生纷纷入住“村庄”。当年，大部分教师都服从分配，“拎包即住”。
在所有“村舍”中，庐山村（今第一宿舍）和徐汇村（今第二宿舍）房屋条件最好。最先入住庐山村和徐汇村的，是复旦名教授，他们是“村庄”里的第一代“村民”。
“村舍”的住房式样各异，但几乎家家有书房。新闻系教授、作家萧乾回忆，他所住过的徐汇村22号，“地方不大，但卧室、客厅一应俱全，还有间小书房。在那里，我写了几十篇国际社评和《红毛长谈》，也编了《人生采访》和《创作四试》。”此外，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个小院子，可以种草养花。
诗人冀汸当年是复旦学生，1946年6月下旬随学校复员回沪，他在德庄住下后，曾特地到庐山村、徐汇村拜望老师。对于这里的生活细节和老师个性，冀汸有过精彩的描述。
他写徐汇村18号的周谷城教授：“天气又热，还没有一台电风扇，仍像在夏坝一样，挥着蒲扇。周先生的得意之作是他偶然发现了隐蔽的煤气管道，自己用一根橡皮管接出来，连着煤气灶，便可烧饭、炒菜了。”
他写徐汇村23号的方令孺教授：“……也住着一幢平房。她倒简单，一个人雇一个年龄相若的保姆，既是照顾生活，也是做伴。”
他写庐山村10号的中文系教授、作家靳以：“走进大门，左手是厨房和卫生间，正面便是大厅。一张‘榻榻米’就占了三分之一的面积，上面随意堆放着许多书刊。靠近窗幔是一张大写字台，墙上钉着一幅尚未裱装的丰子恺画：岩石缝里长着一根绿色的小草……”
在庐山村，靳以是最好客的“村民”之一，他的家里经常高朋满座。1946年9月，女作家凌叔华准备坐船从上海赴英国，与在伦敦的丈夫陈西滢会合。在等船期间，凌叔华携女儿小滢住在靳以家。
凌叔华在庐山村等船近两个月，闲暇时便去邻家访问朋友，最先访问的是徐汇村的萧乾。萧乾和他的英国夫人格温刚从英国回来，夫妇俩都在复旦教书，格温在外文系教英国文学。据说，格温对徐汇村的生活很满意，当年一家小报曾特地介绍过格温：“这位英国太太吃不惯校中厨役所烧出的小菜，特自起伙仓，所以，她也和其他教授的中国夫人一样，拿着竹篮天天到小菜场去买小菜，她做小菜的本领很不错，教授中吃过她的烹调品者都赞不绝口……”
1946年中秋节后的一天，曾在中原解放区参加革命的青年诗人芦甸、李嘉陵夫妇突然出现在德庄门口。芦甸告诉冀汸，“这次到上海来，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觅路’——回解放区之路。”原来，两个月前芦甸随部队在宣化店突围后，一直没有打通去延安的道路，辗转到达上海。冀汸安排他俩在德庄住下，混在学生食堂用膳，并带他俩去市区看望了老师、曾任复旦兼职教授的作家胡风，通过胡风与地下党接上了关系。
这一年底，诗人牛汉也来到复旦，挤住在德庄。冀汸回忆，牛汉睡郗潭封的床铺，“自然也是在学生食堂混吃，牛汉个子高，近两米……大家站着吃饭，他的头便浮在众头之上。谁要是找牛汉，在食堂门口扫一眼就可发现。从安全角度说，颇为不利。”最后，牛汉在地下党帮助下，通过开封抵达解放区。
1946年12月起，“反对美军暴行”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复旦校园也兴起波澜。此后，国民党军警就经常出现在复旦“村庄”，大肆搜捕爱国师生。1947年5月30日，国民党军警闯进洪深的家，逮捕了躲在洪深家的进步学生。此后不久，洪深被迫辞去复旦教职，搬离了庐山村。
1949年4月26日清晨，国年路上枪声大作，国民党军警对复旦进行最后一次大搜捕。枪响以后，周谷城教授翻身起床，透过窗户向外张望，只见两辆红色警车停在徐汇村门口，许多枪口瞄准寓所。此刻，周谷城神色自若，对着镜子，洗脸，梳头，穿好西装，打好领带……他对夫人说：“要是我衣服也没穿，蓬头垢面，那多难看。”周谷城之子周骏羽当年只有8岁，他清楚地记得：“有人‘砰砰砰’来敲我们的门：‘周谷城、周谷城住在这里吗？’……那个人硬要进来，爸爸就迎上去说：‘我就是。’那个人说：‘请你跟我们走一趟。’爸爸就出去了，我和妈妈也就跟了出去……”警车载着几十名被捕师生，闪着警灯，呼啸远去——多少年过去了，周谷城洗脸、梳头、穿西装、打领带的一幕，却在复旦“村庄”永远定格。
1950年9月1日，复旦大学校委会决定，将“村庄”名称以中文序数代替（即改为第一宿舍、第二宿舍等），从此，复旦“村庄”的故事告一段落。
（《解放日报》6.15 读史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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