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要“求真”也要“务实”

    郑永年先生不久前发表《中国知识的悲歌时代》一文，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渐失独立性、追逐名利，在学术圈和社会上都引发不小的争议。笔者敬重郑先生的渊博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他的批评确有一定道理，确实中国知识界存在那么一种不良风气，“争利于市、争名于朝”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然而，这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并非局限于知识分子一个群体。企业家何尝不是如此？我想郑永年先生的初衷是提醒中国知识分子保持一个尺度，而非简单否定知识分子本身。

    在这个时代，我们仍然不乏坚持自身观点，并持续建设性地为公众利益建言与实践的标杆性学者。例如林毅夫，尽管社会上有不少人对他的转型国家发展经济学理论颇有微词，认为他一贯积极帮助政府决策，但他的学术成果终究为中国近三十多年的发展实践所证明。而且，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毅然放弃在台湾的发展机会来到刚经历“文革”浩劫的大陆，本身就是其人生追求的体现。又如厉以宁老先生，虽然被一些媒体尊称为“国师”，但年近九旬的他仍能针砭时弊，对政府某些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政策做法及时指出。

    在当今知识专业化和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已无法解释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关系的复杂性。在知识分子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上，我们应建立问题导向的意识。知识分子从政，应在学者的“求真”与官员的“务实”中找到平衡点、结合点和突破点。用知识推动社会进步是学者应尽的责任，我坚信，“民众的立场，建设的态度，专业的视野”才应是每个知识分子所应秉持的基本准则。

    （环球网6.15 周洪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