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乡镇文艺青年

    ■张丰

    对农村青年来说,文学不是一个合适的爱好。只有极少数的农村青年,能够考上大学,他们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闲书”是需要提防的诱惑。至于那些掉队者,在学校倒是可以读闲书,但回到家里,再这样做就会受到嘲笑。

    一

    小时候,我发现人们总是会嘲笑爱读书的孩子。人们在对知识表示崇敬的同时,对被归入文学的那些东西,则是一副揶揄的表情。我喜欢看《隋唐演义》这样的小说,看完后,甚至能向小伙伴们复述整个故事。母亲会嘲笑我:又在瞎编这些没用的。

    母亲说得其实没错,这样的小说是虚构的,而虚构又有什么用呢?人们喜欢知识,是因为知识有用。小说有什么用?诗有什么用?父亲对我读闲书倒没有禁止,他认为这对语文考试会有帮助。

    村里的一位小伙子,据说初中时候还写过诗。但是他没能考上高中,他写诗的爱好,就成为一个人生的大缺点。他变得沉默,只是偶尔会和我聊上几句。我们会谈论读过的那几本可怜的书籍,他甚至还给我背诵了食指的《相信未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这样的诗句,足以让在村里生活的我们落泪。

    长辈们对他指指点点。“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变成这样了?”他变得更沉默了。这个村庄曾经美丽,在我们长大的时候,它变得越来越脏,但是不管是美丽还是肮脏,似乎都不需要诗人来咏叹。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你没能走出去,就只有拿起锄头,在太阳下劳作,没有人能够特殊。

    二

    乡镇崇尚的是劳动和力量,男孩子学武术去打架,只要不出现伤残,家里人都感到自豪,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幸爱上了文学,全家人都会为他发愁。相比之下,人们对女孩子还宽容一些,如果哪个女孩偷偷写日记,为了故事流眼泪,人们倒认为正常。

    我知道这种危险,直到读高中,我的写作都还仅限于写语文中的“作文”。高中时,一位好友写了一首诗,投给了一家杂志,竟然发表了,还收到了几块钱稿费。即使在一个县城,已经是一个更大的舞台了。在县城,读闲书不再是一种罪恶。

    我们县城的文化设施,其实也很寒碜。有一个新华书店,距离我们学校很远,那里似乎没有什么顾客,书也很少。不管是县城还是学校,在当时都还没有图书馆,即使是县城的孩子,要想增加见识,恐怕还要到市里或者省城。

    直到学校附近开了一家书店,我们的处境才得到改观。我在那里读到了《茶花女》《三个火枪手》《复活》,这些小说让我知道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书店的老板是一对年轻夫妇,哥哥喜欢书法和篆刻,而姐姐则喜欢画画。在这个一切都落后的县城,这种注重精神和艺术的生活,在我看来简直是一种奇迹,足以作为人生理想。

    在上世纪90年代,开书店要赚钱是不可能的,他们很快就知道了这一点。他们勉力坚持,因为还有一批像我们这样的读者,买不起书,但是却把书带回学校,小心翼翼包好,看完完璧归赵。对我来说,除了能免费看书,更大的帮助,是让我摆脱了“文学是有罪的”这样的想法。我不再为读闲书感到内疚,书中的广阔世界在向我招手,那是一个足以抚慰人伤口的世界。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发现,不断阅读是克服自卑的最好办法。

    几年前看电影《立春》,很为小城镇艺术青年王彩玲的故事所感动。即使是在乡镇,有着文学或艺术梦想的青年,也应该有很多。即使是课本中收录的那少得可怜的诗词,也足以唤醒一个敏感的灵魂。但是,这些文艺青年,又是寂寞而无助的,他们在夜晚失眠,并且狠心掐灭自己的梦想。在旁观者看来,他们在某一天正常了,振作了,只有他们自己听到了泪落下来的声音。

    （《新华每日电讯》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