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续篇“流产”始末

    1955年3月，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即将奔赴上海，为创作《子夜》续篇搜集素材。文化部决定为他配备一名临时创作秘书。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任上海市文艺办公室主任的夏衍考虑再三，指派了办公室里一名叫姜之篪的年轻人任茅盾的临时创作秘书。

    临时受命

    我（姜之篪）当时在上海市文艺办公室工作，大家都习惯叫这里为“第九办公室”，主任是夏衍，副主任是周而复。1955年3月上旬的一天，周而复找我谈话，他说：“沈部长（茅盾本名沈雁冰）为创作《子夜》续篇要来上海搜集素材，所以需要一位‘临时创作秘书’。夏部长指定你去担任这项工作。”

    我去市委报道，然后前往茅公的住所。

    茅公住在北外滩的上海大厦十三层楼。他中等身材，脸庞略瘦，目光有神，和蔼之外平添了几分威严。茅公简单地问了我的姓名和大体经历，随后切入正题，向我描述了具体的工作要求：主要是安排考察日程并实时向组织部汇报，需要几天，要访问哪些单位等等，都需要我去联系好，然后陪他考察，并在考察时做好笔录，最后整理成文字交付茅公。

    印象中，茅公的行程里一共有二十多家上海企业，都很有代表性。理论上，从这些知名企业应当能获取大量一手的、有血有肉的创作素材。可实际上，听到的多数是千篇一律“报喜不报忧”的“赞歌”。

    茅公在创作上是个很严谨的人，他有一份采访提纲，每到一家厂，都会花上半天时间照单提问，试图获得更多真实的细节。然而，他得到的答案却免不了“假大空”。记得茅公问上钢三厂厂长，你知道全世界范围内的先进国家都特别需要哪些钢材吗？当时的厂长回答说，没研究过这个问题，都是上面指定生产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

    听茅公谈《红楼梦》

    作为一个文学院的毕业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一个大作家，当然最想做的就是向他讨教一下文学创作。但怕影响茅公工作，我这个心愿就一直憋在心里。有一天，茅公没有安排考察，在房间里看书。起居室的茶几上，放着四五本书。茅公不抽烟，喜欢坐在躺椅里一边摇晃一边思考问题。我交了誊清的考察笔录后，同他商量后面几天的行程。工作交代完后，茅公随口问我：“《红楼梦》你读过几遍？”

    我想了想说：“从头到尾大约读过两遍，其中有好些片段翻读过几遍。”

    茅公说：“读得太少了。”

    我惭愧地低下了头，说：“是读得不多……”抬头见茅公面带微笑，就怀着好奇心斗胆问了一句:“沈部长，您读过几遍？”

    茅公回答道：“整部从头到尾读过十多遍，其中有连贯性的或是重要的精彩的片段读过总有二三十遍吧。”

    我听了既惊讶又崇拜。

    茅公叫我坐下，然后慢悠悠地说：“对于像《红楼梦》这样优秀的作品，确实应该多读。读有几种读法，可以先从头到尾通读两三遍，再停几天，对其中精彩的重要的情节按顺序一个一个地读下去。然后再过些日子，重新从头到尾读两三遍，最后把各个情节（片段）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分析。看看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描绘手法有什么不同。就这样，反复读上十几遍才够。”

    茅公停了一下又说：“文学源于现实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在某种条件下要么会激化要么被解决，总之得得到‘统一’。文学就是反映人类生活带有典型意义的矛盾、冲突为何发生、演变、激化、统一的连续过程的文字记载。”

    续篇胎死腹中

    转眼已是5月上旬，茅公结束上海之行回北京。

    “文革”开始很久以后，我才从资料上得知当年茅公来沪考察的内幕消息。当时，茅公看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进行了两年多，其中涉及民族资本家的事例很多，觉得是个绝好的创作机会。因此，他写信给周恩来请创作假。周恩来批准了茅公为期三个月的集中创作时间，以创作《子夜》续篇为目的去上海搜集写作素材。哪知茅公回北京后，文思凝滞，只写出了小说的大纲和部分初稿，便再也难以继续创作下去。为此，茅公心中颇感郁闷。

    次年，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给茅公发了一封公函，询问其创作计划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茅公给作协写了封回信，称：

    我现在有困难……原因不在我懒，而是临时杂差（这些杂差包括计划以外的写作）打乱了我的计划。这些杂差少则三五天可毕，多则须要半个月一个月。我每天伏案（或看公文，或看书，或写作，或开会，全都伏案）在十小时以上，星期天也从不出去游山玩水，从不逛公园，然而还是忙乱，真是天晓得！这是我的困难所在，我自己无法克服。不知你们有无办法帮助我克服它？

    很明显，茅公希望能不被没完没了地牵涉到各种行政事务中去。事实上,20世纪6O年代之后，茅公就再也没有发表过长篇小说了，出版的都是些纯理论的文集。

    (《扬子晚报》5.23 姜之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