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独董背后的玄机

    鉴于退休官员独董利用自身关系和影响力为上市公司提供资源、进行寻租，中组部在2013年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此禁令一度引发了上市公司官员独董的离职潮。据统计，从2013年第4季度到2015年第1季度，辞职独董已近1000人次。

    我们计算了不同类型独董在辞职前后5天的股价反应，来测量独董辞职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具体如下：

    第一，相比于一般独董辞职，官员独董（在政府部门担任领导）因禁令辞职导致公司市值下跌，但同受禁令影响的非官员独董（在科研院所和其他事业单位担任领导，没有什么实权）辞职，公司市值并无显著变化。

    第二，市值减少幅度与官员政治级别相挂钩。官员级别越高市值的跌幅越大。

    第三，公司既有的政治关系，无论是国企背景还是高管政治关系，都不足以抵消官员独董辞职导致的市值下跌。这说明，官员独董的身份价值巨大。

    第四，那些实际所得税税率较低的公司，以及获得较多财政补贴的微利公司（通过财政救济达到“保壳”目标），官员独董辞职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这意味着官员独董的价值，至少部分来自给公司带来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公共资源。

    第五，官员独董的监督和咨询表现却不如一般独董。具体而言，相比于一般独董，官员独董会更多地缺席董事会会议，也不太倾向发表异议，这说明官员独董的监督不力。同时，官员独董所在的公司，其生产效率和运营效率长期停滞不前，并不像其他公司有渐进的提高，这说明官员独董的咨询也乏善可陈。后者正应了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的观察：一些企业“并非致力于造出更精良的捕鼠器，而是努力从官方获得捕鼠的特权”，当有了捕鼠的特权，还有什么动机去提高效率呢？

    （《经济学家》2017年第1期 叶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