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阻止“打孩子”

    5月13日，家住河北唐山丰南区铁匠庄的陶华丽，疑似精神突发异常，持铁棒殴打家中的一子一女，导致两人重伤。

    5月9日，单亲母亲黄潇潇在杭州萧山劳务市场找工作受挫后，把吐食物的女儿推倒在地，任由孩子哭泣，受到围观群众指责后，她推开人群，一脚踩向女儿……

    打人者都是生母，挨打者都是幼童，如此情景，令人心酸。

    “棍棒底下出孝子”，过去，打孩子的大多是恨铁不成钢的父亲。比如《红楼梦》里贾政把宝玉绑在凳子上暴打一顿，家人无不觉得教训得对。但从最近一些虐打孩子的新闻看，母亲也开始加入“打孩子”行列。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在古代，母亲主要承担抚养责任，教育责任主要落在父亲身上，所以有“养不教，父之过”。但在现代社会，父母双亲普遍都在工作，对外共同承担着事业发展和养家糊口的压力，而对内抚养孩子的重担，连同教育孩子的责任，依然更多地落在母亲身上。现代母亲身上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以上事件辛酸的一幕，更是对社会的警醒。

    “打”的教育虽有传统，但“虐打孩子”也有违人伦。自古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念，即便是父母也没有权力毁伤孩子的身体。孔子有“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说法，他认为，对“虐打”说“不”也是为了免于陷父母于不义。

    问题在于，当孩子还不能自己逃走以规避危险的时候，谁来阻止双亲“虐打孩子”？

    一是家庭成员。事实证明，如果家有一老，对幼童的安全是有保护力的。陶华丽若不是和母亲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后果不堪设想。

    二是社区朋友圈。现代城市失去了乡村邻里的基础，但是重构社区生态，促进居民交流与社区和谐，依然可以弥补或纠偏核心家庭的某些不足。在这方面，居委会和社区自治组织需要发挥小环境应有的生态修复作用。

    三是法律的制约与社会的宣传、救助。对于“虐打儿童”事件，要依法坚决处理，该取消抚养权的要有足够的底气“接过来”。对于黄潇潇这样的困难家庭，相关机构要事先给予关心和温暖。

    对待儿童的态度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可行的条件下，尽可能借助家族亲情的余力，从根本上依靠社会自治力量的进步和国家相关民生制度的完善，依靠社会文明程度和人的素质提升，“虐打孩子”一定可以得到遏制乃至消除。

    （《光明日报》5.26 王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