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关键在教育

    国内一直讨论拉美教训问题，却对拉美教训有很多误解。所谓的“拉美教训”并不是被人们轻信的结论和判断，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不是拉美教训的元凶。拉美国家真正的教训是，在军政府向所谓的民主政府转化过程中，政府普遍采取了民粹主义的办法拉选票，放弃财政纪律和产权保护原则，做出各种超出政府支付能力的福利承诺，致使通货膨胀加剧和外债高筑，造成政治和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和两极分化。更为深层次的是，因为缺乏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理性制约，才导致了拉美民粹主义的严重情结。

    我在拉美访问时，智利的杰出研究人员们向我介绍，总结以往教训，发现忽视教育是造成中等收入者比重低的根本原因。教育不足使低技能人员大量失业，造成贫困的再生且恶性循环。但随后发现，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公共教育，富人享受的私立教育质量超过公立教育，教育质量差别又转化为巨大的收入差别。而造成教育质量差别的原因，是公立教师激励不足。他们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一旦进入两极分化的陷阱，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走出来。

    使广大低收入者转变为有固定职业、有房产和努力向上的中产者，是避免中等国家陷阱的战略举措，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实现这个目标不是靠补贴和社会同情所能解决的，有时为了劳动者近期利益做的好事反而不利于其长期利益，因为这些做法往往使劳动者把其低收入的原因归于社会，而忽视了自身的努力。最重要的是使得劳动者具备适应市场竞争和全球环境变化的能力和韧性。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一个哲学家和一个街头搬运夫的差别，似乎不是由于天赋、而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产生的”（当时哲学家处于社会顶层）。改变落后的习惯，加强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是减少贫困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出路。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照样可以在东莞等地找到出路，但是今天和今后的环境将完全不同。

    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指出：“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要使个人心理和能力素质适应全球化的变化，应当更加强调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首先是价值观念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备仁爱之心，敬畏和感激大自然。加强心理教育和引导，使社会公众在经济结构和社会转型加速时期逐步具备心理平衡能力，从自满、焦虑、抱怨、浮躁、急功近利等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情节中得以超脱。

    其次是增强适应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其内容服从国家总体战略定位的调整。这是减少收入差距和适应全球化发展挑战的基础，也是形成国家创新能力的保障。知识界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激发劳动者的创业之心，而不是制造对市场机制的恐惧。从国家全球战略角度看问题，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人口萎缩同时出现，人力资源即将成为短缺资源，人力资本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此，我们要更加相信教育和重视教育。创新是教育的函数，教育发展好了，创新成果将接踵而至。比尔盖茨曾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唯一的优势是通过开放的教育吸引了全球的优秀人才，转化为创新的优势。目前，我们的确看到了发达国家培养的人才向我国回流的趋势，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在发达国家享受中国人口红利之后，享受一次发达国家提供的教育红利。

    在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的确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这就是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加强教育，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这是在开放前提下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选择。

    （《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年版 刘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