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携多数国民，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

    1936年6月，蔡元培、胡适、王云五曾为给一个人过生日而联名向学术界发出启事，请大家各就研究心得撰写专论，献给一位“学者与学术界功臣”，作其70岁生日的寿礼。

    他们在启事中写道:“张先生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他兼有学者和事业家的特长。他早年就敝屣虚荣，致力文化业，三十余年如一日，所以能把一个小印刷店提到全国第一个出版社的地位。”

    这里的“小印刷店”指商务印书馆，“张先生”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出版第一人”的出版家、教育家、文献学家张元济。

    今年是张元济诞辰150周年，也是其投诸毕生心血的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张元济作为现代小学课本最早的编纂者，是令中国有辞书的人，也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巨变”中一面引进西学一面整理国故的以教育和出版谋求救国者。

    1898年是戊戌年。这年的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13日，大臣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折》，向皇帝破格举荐五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光绪遂于三日后召见康有为和张元济。

    此时，张元济31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光绪平时所读西学新书多由他选购、凑集。与康有为等不同，虽同为维新派，张元济趋新却不激进，倾向于有秩序、少流血的政治演变。

    几年前，他踏入仕途不久就遭甲午战败，受此刺激攻读英文，报考总理衙门章京，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继而又创设通艺学堂，在年轻官吏、官绅子弟中培植精通外语、学贯中西的人才。比起推动皇帝进行上层政治变革,他更看重对普通官员的思想启蒙。

    “戊戌变法”失败后，忙着办学堂的“边缘人物”张元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李鸿章赏识他能办实事，将他推荐给在上海办南洋公学的盛宣怀，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张元济离京南下。

    如果说，办通艺学堂时，他热衷于在基层官员里培养推行新政的英才，在南洋公学，他的目标已有根本转移。

    “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万之一耳。”在一封给盛宣怀的信中，他慨叹世界各国已由“力争”转为“智争”，智争之世须集“全国之人之智”，但意识到这点的有几人呢？

    1902年，张元济应杂志约稿写下《答友人问学堂事书》，这篇文章标志着他教育理念的成熟，在百余年后的今天读来也颇富卓见。

    例如，文中提出的教育见解，第一条“勿存培植人才之见”，认为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都应在教育之列。如果轻视民智，只顾培育精英，结果民众“国之危亡非所问，种之衰灭非所计”，那么虽有善政，行且见恶，办铁路会被认为有碍风水，废书院会被指责绝寒士生路。

    第二条“勿标讲求西学之名”，强调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要明白各国教育各有独立之道，不可强同，办学“必学为中国人，不学为外国人”“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

    南洋公学时期，张元济曾聘蔡元培来校任教，其间二人同住校内，常彻夜长谈。他们都抱持教育救国的理想,只是蔡元培说“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后毕生致力于办大学；张元济说办学“必重普通而不可言专门，必先初级而不可亟高等”，投身出版界。两人主政下的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被后世誉为中国20世纪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奠定了中国近代文化的新格局。

    张、蔡二人曾于1917年争聘吴稚晖、汪精卫，从张元济致蔡元培的“抢人”信中，可以看到他投身出版界的动力:“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

    （《新华每日电讯》5.19 王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