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生慈悲

    顺着“家”这棵藤往根处摸，女人都会摸到两个家。这似乎有些悲凉，你在一个家里长得好好的，却要生生地被拔苗移走。

    我27岁嫁人，带着乡村门风讲究的大家庭的优越感，来到没有门风也无所谓家族的小家小院，陷落感无时不在。我那所谓的门风，其实并不来自安详的生活，那时正是凄风苦雨的“文革”，父亲叔叔大爷姥爷舅舅全被批斗，然而正是奶奶在这并不安详生活中的安详，让我自童年起，就领略了奶奶带给家族的威严。那威严不是训诫，不是誓言，它甚至无声，但胜有声。比如无论外面的批斗口号喊得多响，奶奶每天早上洗脸时，必照例脱了上衣洗身子；一日三餐，无论外面有什么样的消息传来，每餐后奶奶必照例要漱口；无论街上的人如何对孙家人躲之不及，奶奶三天两头，总要挺直了腰板穿过大街，去大爷和叔叔家串门。她穿着浆洗得板板正正的衣服，里边白色衬褂一尘不染，领口处一定要露在外面，街坊邻居敬佩的眼神从远处朝奶奶望过来。

    奶奶出身辽南大孤山镇大户人家，读过书，有文化，嫁给乡村的爷爷，心底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她从未说过；赶上“文革”，她的儿女们受她国民党战犯的弟弟牵连，生活再一次陷落，她忍受了怎样的苦难，仍然不曾说过，可那从陷落的情绪里长出来的东西，胜过所有语言。

    如果说我娘家还有什么家训，那么就是童年里奶奶通过细节所展示出的“讲派场”的姿态，正是这硬撑起来的面子，使孙氏家族得到一种精神的护持——安详的笼罩。母亲出生于乡村，大字不识一个，但生性贤惠宽忍，她每天都心甘情愿为奶奶端水、洗衣、浆衣服，她侍候了奶奶一辈子，一辈子都一丝不苟。

    婆婆曾是娘家的老大，移植到张家，因为公公住供销社，常年在外，这个男人缺席的家需要她一个人承担家里家外的劳动。公公在外受文明熏染，希望有规矩，希望家里干净体面，当他偶尔回来，发现这个家并不是他理想的家，吃饭的饭桌就成了他训斥发火的唯一场合。刚结婚时，每餐吃饭，我见大家低头急慌慌吃几口赶紧撤退，有些诧异，自动留下来陪公公。当公公发现终于可以有一个人听他讲话，讲他过日子的理想，我便成了他的教育对象。虽然后来我也开始撤退，但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思考这个家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如果说我从两个家里真正找到了什么，那么只有一点：对生命的理解。如果没有奶奶对当时家境的理解，就不会有威严的做派；如果没有母亲对奶奶做派的理解，就不会有谦卑的服从；如果没有婆婆对公公发火的理解，就不会有默默的忍受。同样，如果我不是在痛苦中慢慢理解了公公婆婆的人生，从心底生起同情，我的缓苗过程将永无休止。

    在历代名人家训榜上，出现的全都是男人名字，似乎从来就没有女人的事儿。而在我的两个家里，女人是如此重要，不但需要撑起家这片天，还要经历拔苗移植、水土不服的痛苦，还有被“家”来“训”。女人的家训，或许永远只有一个：理解。因为理解生慈悲，而女人的慈悲，是家得以源远流长的真正血脉。

    （《人民日报·海外版》5.13 孙惠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