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缺爱的一代

    爱之于中国人一直不是件轻松的事情,羞于表达爱使得人们的情感难以得到有效的沟通。一些时候,恨反倒比爱更能交代清楚亲情或爱情关系。在社交媒体上,“爱”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泛滥的符号,但在现实生活里,爱依然处在一个缺失或者空洞的状态。

    谈到这个话题,是因为季羡林遗物案上周再次开庭了。自2009年季羡林辞世后,与其遗产有关的纠纷一直没有停歇。2016年5月,季羡林之子季承将存放了季羡林物品的北大告上法庭,要求北大返还,一审判决驳回了季承的全部诉讼请求。从辞世到今天整整八年,一次次被推到舆论风口的季羡林,还在承受着世人复杂的眼光打量。

    公众心目中有两个季羡林。一个是那位《怀念母亲》《夹竹桃》《永久的悔》等诸多文章被收进教科书、一生翻译与创作出版了诸多皇皇巨著的大师季羡林；一个是那位随着遗产争夺案一起不断被曝光家庭生活的平凡老人季羡林。隐私一次次见诸媒体,不会磨损季先生一生学术成就的辉煌,但却一度让这位真正走上大师殿堂的文化巨擘,暴露了在家庭生活中的脆弱一面,这恐怕是所有尊重他、爱他之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季承曾出版名为《我和父亲季羡林》的图书,将父亲形容为“一个人生失败者,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书中还写到诸多类似于这样的细节:“记得父亲在摸了我的头之后,立刻去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去冲手,他从来没有亲过我或拉过我的手。”父亲的冷漠让一个儿子的积怨在成年之后爆发,父子两人曾13年没有见面,这种人伦悲剧的发生,其实无外乎一个字,“爱”。

    缺乏“父爱”的季承,表面上看是在“索要”父亲的财物,但暂且放下法律条框、人伦情理,单从情感深处去分析,这何尝不是一个儿子在向父亲“讨要”欠缺的父爱,在民间,类似的父子恩怨比比皆是。

    这些年有个热门的话题叫“缺爱的一代”,60后、70后们纷纷自称是“缺爱的一代”，其实生于1911年的季羡林那一代,才是真正“缺爱”的源头。他生于乱世,父亲在他十二岁时去世,与母亲早早分开,青年时代颠沛流离,娶妻时娶了一个不爱的女子,虽然贵为“大师”,但情感体验的匮乏,以及现实生活缺乏真实情感的灌注,才是造就季羡林“亲情冷漠”的真正原因。

    对亲情冷漠,是一个时代留给知识分子的集体烙印。作家老鬼在《母亲杨沫》中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杨沫,在父亲打骂时添油加醋,说老鬼的《血色黄昏》是大毒草,给北大写信检举自己的儿子。类似的事例,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并非个例,许多人忙于处理时代伤痕,无暇顾及亲人感受,或者寄情于创作,把所有激情都用于学术钻研,亲情无形中变得如同炭火。

    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女儿、婶母、妻子去世，季羡林都没有去参加她们的葬礼,却分别写了散文作为悼念,也许只有在文章里表达情感才是安全的,不用那么直接地揭开陈年伤疤,可以用文字去修饰残破人生的裂痕。

    作为局外人,关注季羡林先生家庭的私人生活,应有悲悯之心,他们个人或者家庭的命运,在放大或缩小之后,都会投射到万千家庭那里。正是因为如此,才更应该杜绝八卦之心,把季先生放在时代命运的大背景下去打量,或会理解、体谅这位文化老人的悲伤与无奈。

    90后、00后、10后这三代年轻人,应当是不缺爱的,他们的父辈已经逐渐懂得了如何教育孩子去爱,况且,当下的青少年群体,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了解了更多的事物,拥有更开阔的视野,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独立得多——而独立,恰恰是懂得爱的前提。

    “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时间”,从不懂爱、缺爱到拥有爱、运用爱,何尝不需要花费三代人的时间?

    （《新华每日电讯》4.21 韩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