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蛐蛐搅乱的人心

    蛐蛐，这种存活了至少1.4亿年的古老昆虫，为人们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它是帮助一方百姓脱贫致富的宝藏，也是击垮富豪的赌博机器，它见证着现实的奇幻。

    托孤

    一种生命力仅百天的虫子，被把玩了近千年。

    当虫季来临，玩家们付出体力和脑力，倾注财富，希望借此获得驾驭战斗的法门。在田间地头，古老的斗蟋文化与不断投入的财富相遇，并随之复活、繁荣、幻灭。

    躺在病床上，老崔给虫友于佳发了条短信：“把我的罐子拉走吧。”老崔的蛐蛐罐大大小小凑足了三桌。大罐子摆不开，他找人定做了手掌大的小罐。一层层摞起来，精心侍弄。

    十几年前，老崔从北京某重点中学退休。他和老伴儿住在一套50来平米的房子里。争取了二十多年，老伴儿划出一块1平米见方的角落，让他伺候蛐蛐。

    选虫、饲养和格斗，蛐蛐的玩法很像昆虫版拳击运动。玩家需要通过头形、牙形、须、腿、翅膀、颜色以及动态等生物特征，识别并判断出一只蛐蛐是否具备成为“泰森”的潜力。再依靠40-45天的静养，最后将蛐蛐倒进斗盆，用鼠须或芡草撩拨它的牙齿，指挥它赢得战斗。

    一百多个罐里的生命曾驱走了老崔的烦恼和孤独。但2015年春节前，老崔中风了。被“托孤”的于佳不敢接罐：“玩蛐蛐儿的人，斗的就是一口气。”罐儿在，就有念想，到了虫季他还能爬起来。果然，转过年，虫季一到，老崔一抬腿又下山东了。

    老崔还算不上最痴迷的玩家。一位88岁的老爷子，被医生宣告活不过80天时，从重症监护室出来，身上挂着尿袋、手背上打着吊针、坐着电动轮椅到了山东。他跟卖虫的农民说，蛐蛐叫百日虫，他可能活不到蛐蛐出战了，但到了季节“特别想听蛐蛐叫”。

    黑风口

    每年8月初，当第一场秋雨飘落，蛐蛐顺利褪下最后一次壳。它们的翅膀变得厚实、亮丽。雄虫震动翅膀鸣叫着从成片的玉米地、草窝、砖缝里跳出来，玩家们便像铁屑一样被“磁铁”吸引着，奔向山东。

    因水质和土壤利于蟋蟀钙化，山东有一条自北往南的蟋蟀产区，包含宁阳、乐陵和宁津等16个地区。虫客们把去山东抓虫和买虫，统称为“下山东”。其中，又以泰安市宁阳县和德州市宁津县最出名，两地蟋蟀彪悍善战，曾为历代朝廷进贡斗蟋。

    按照当地公布的数据，每年至少有10万人从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涌入宁阳县。宁阳县乡饮乡小孔家村外的一个十字路口，形成了中国著名的蟋蟀交易市场——黑风口。

    当年，远道而来的虫客为了看到第一手蛐蛐，半夜坐着小马扎，在路口拦截抓虫的农民。四周都是沟，天黑风大，起名叫“黑风口”。

    许敬晴是村里的85后，从他记事起，村里就出现了拿着大哥大来收虫的上海人。改革开放后，斗蟋逐渐摆脱了“老四旧”的枷锁，开始成为一部分富人的新娱乐。他的家族参与了黑风口的开发——填平深沟，盖起两排门面房，竖起了一块石碑：黑风口蟋蟀交易市场。

    圈里叫得上名号的玩家会带着上百万元现金出现在黑风口。他们包下人流量最大的路口，每人一张小方桌和一条小板凳，等待虫子被送到眼前。剩下的摊位也寸土寸金，10块钱一个沿街排开。最热闹时，整个黑风口“估计得有一千张桌子”——至少相当于村庄人口的两倍。

    早上10点之前，黑风口会陷入瘫痪，所有车辆需要绕行。虫客挤满了兰州拉面馆，烟酒供不应求，平时一个月都卖不出几桶的矿泉水断货了。

    撬子手是蛐蛐捕手的职业称谓。在虫季，外出打工的青壮年会像春节返乡一样，请假回家抓蛐蛐儿。8月8日是约定俗成开始抓虫的日子。

    他们趟遍了村庄附近的田地，又组成车队，向十几公里甚至上百里外的玉米地进发。裹着水绿色的迷彩服，撬子手的武器是头顶的矿灯、手里的网罩和腰间的竹筒。前半夜一垄一垄趟过田地逮虫。后半夜则要靠“听叫”——在地里吃饱喝足的雄蛐蛐会震动翅膀，召唤配偶。有经验的撬子手通过叫声，能听出蛐蛐的优劣。

    那是从土地里冒出的真金白银。2015年，一只重约0.65克的蛐蛐在黑风口曾卖出5万块的高价。按同时期黄金298元／克折算，即使是同等重量的千足金，也不过194块钱。

    蛐蛐被分装在拳头大的白瓷小罐里，用橡皮筋箍着。虫客根据阅历和眼光给价。有的把厚厚的眼镜抵在蛐蛐罐边上，打量半天：先看头，后看腿，再看皮毛不后悔，最后打草看牙。也有人一掀盖儿就报价。在这个桌上开价100元卖不掉的虫子，到了下个桌，可能被1000块买走了。

    许敬晴说，即使抓不到昂贵的“万金虫”，在象征凉寒的露水爬上庄稼之前，一个家庭也平均可以赚两三万元。

    万金虫

    1993年，老崔第一次下山东，虫友在地头儿花150块钱买了两只蛐蛐儿，旁观的农妇惊讶得直吐舌头。

    到了2003年前后，开着悍马、保时捷、奔驰的老板开始出现在市场，很快成为“大户中的大户”。当地有了新的致富经：“一只蛐蛐三头牛”。

    2016年秋天，42岁的北京玩家柳森花500块从黑风口买回一只“黄扳钳”——外壳黄色，牙齿像扳钳一样威武有力。这只初看起来“中不溜儿”的黄扳钳，在当年北京虫王争霸赛上，赢得6厘1重量级的“虫王”。

    柳森每年会和几个虫友开着豪车下山东。在黑风口，他们包下十个摊位，拉起横幅收虫。临走时，他照顾村民生意，还买走了全村的土鸡蛋。村民每年拉起横幅，欢迎他和虫友的到来。

    宁阳县政府曾做过统计，10万虫客在吃、住、行、购、娱乐、旅游六大块为全县带来3个亿左右的产值。这个数字在280公里外的宁津是4亿元。为了持续“虫经济”，宁阳和宁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举办“中华蟋蟀大赛”。

    门徒

    在北京，蛐蛐王国的“领土”并不大。占地40多亩的朝阳区十里河天娇文化城，能买到蛐蛐的门面不过6家，流动摊位二三十个。

    初春的午后，在回旋着鸣虫叫声的店面里，66岁的首都鸣虫协会秘书长赵伯光在一根柱子前坐定。从1988年开始组建北京市蟋蟀联赛至今，赵伯光组织的北京市友谊赛即将迎来第30届。他和位于西直门、广渠门等北京四九城的其他7个玩家，成立了八支队伍，打起循环赛。他们草拟比赛章程和竞斗规则，每年修改。

    起初，参赛者每人5块钱，用于购买奖状和奖杯。后来，有支持者开始为比赛提供赞助，参赛的队伍从8支逐渐发展到22支。

    赵伯光把斗蟋视为国粹，“就像法国人的歌剧、西班牙的斗牛一样”。他曾在电视上出镜85次，其中一次是应荷兰电视台之邀。对方此前拍摄了泰国斗鸡和西班牙斗牛。

    先后有23个徒弟拜在赵伯光门下。他们中有身家过亿的老板、北京城的年轻教授、国企金领、幼儿园园长，还有名校博士生。赵伯光收徒的条件之一：必须是大学生。这既保证了徒弟的领会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收进赌徒。

    被财富裹挟的潮流中，如何保全斗蟋蟀的味道，成了赵伯光最在意的事。

    （《新京报》4.28 李兴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