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和爸爸是分别在1998年和2003年的五年间,相继离世的。
我那时早已是成年人,没有脆弱到会精神失常的地步,不过我真的在下意识地等待。就像小时候,等待爸爸回来带我去他的那些好朋友家;等待妈妈演出完了以后回家第一件事是看看她的小女儿——我,是不是睡着了。等待父母是一种甜蜜的感觉,相信这个感觉每一个人都有。
我的父亲吴祖光和母亲新凤霞,来自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生长环境。父亲出身书香世家,江苏常州的吴家,温厚雅致的气质有口皆碑。家庭的影响使他生成了自由自在的性情,因而注定了一生的脚步坎坷多艰。
母亲不同,家境十分贫寒,是天津当年有名的下九流地区捡煤核的孩子出身。母亲懂事极早,她瞒着父母看戏学戏,从六七岁时,开始了她的一生事业。
因为各自的出身和成长环境的不同,我父母亲的性格也十分不同。父亲是名副其实的大丈夫,母亲小鸟依人,深感自己一生有靠,父亲是她的良师益友。几年以后,有了我们三兄妹,生活是丰富多彩、温馨富裕的。
考验来自1957年。父亲被扣上了右派帽子,要去东北进行“劳动改造”。面对这种打击,父亲身上与生俱来的安然和忍耐起了作用。三年冰天雪地的东北生活,父亲十分平静地度过。
母亲却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考验。许多人规劝她赶快离婚以保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名声。从小的朋友小白玉霜就劝她,吴祖光几年都不可能回来,你离了婚,有条件更好的男人在等着你。
母亲在这件事情上面表现出了非同以往的抗拒态度,她非常勇敢地对领导说出了那句后来被人传诵的“名言”:王宝钏等薛平贵十八年,我能等吴祖光二十八年!母亲等了父亲三年之后,父亲回来了。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父亲果然善待母亲,而母亲也一如既往地忠实于父亲。当更大的风雨向他们袭来的时候,这种互相间的善待与忠实更加显示出了无可比拟的强大生命力。
他们相扶相帮地度过了“文革”岁月。那时候,母亲又被人劝说着要她离婚。这一次,劝说者中间甚至增加了她自己的母亲,我的外祖母看到自己的女儿身背右派分子妻子的包袱受人白眼遭人排挤实在不忍,她单纯地认为脱离掉一个这样的丈夫,女儿就可以摆脱羁绊。
这一次,母亲仍然和1957年那次一样不“就范”,她非常坚决:哪怕丢掉演艺事业,也不能丢掉家庭。她不离婚。其实母亲一贯胆子很小,最害怕的是干部领导对她施加压力,但是在对待父亲的问题上,多年以来她的表现令人吃惊,令人敬佩,令人折服。
父亲是典型的不为利益所动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在叙说自己观点的时候永远不会考虑世俗的因素,永远不会因为什么人的地位、权势而隐瞒自己的态度,他会为了给别人打抱不平而遭受一阵劈头盖脸的批判、训斥,父亲的这种闯祸的性格给无辜的母亲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但是母亲从来没有任何怨言。
在我眼里,我父母和别人的父母丝毫没有两样。但是,他们又确是与众不同,他们不为一般世俗常理所驱使,行事做人永远有自己的原则。他们之所以在各自的事业上得以成功,这种按照良心原则行事的作风是其厚重的基石。
今年是父亲100周年和母亲90周年诞辰,我依然在心里等待着他们。
(《新民晚报》4.30 吴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