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
老巴尔扎克是个好作家,却不是个好商人。他一生从事过许多生意,从印刷铸字到香脂肥皂,都以失败告终。这使得他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对金钱怀有最深刻最透彻的认识和感受,成就了伟大的《人间喜剧》。
少年时,我在一片文化荒漠中迷上文学,就是因为一本《巴尔扎克传》。直到今天,我仍没忘记巴尔扎克在拿破仑塑像下刻下的那铿锵的字句:你用剑未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来完成。
老巴尔扎克一生受到金钱的压迫,很关注金钱的秘密。我从一个禁欲时代走进一个物欲蓬勃的时代,也很关注金钱的动向。我很吃惊地发现,金钱在中国历史上似乎从没获得过如此赫然的荣耀:人们为了占有更多的财富,可以相互欺诈掠夺;一切都被产业化了,包括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或粗糙或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遍地可见,很多人信奉金钱至上,世道人心被腐蚀。
腐败官僚们的贪婪和无耻无底线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上至副国级领导人,下到小办事员,腐败事件层出不穷,“前腐后继”不再是民间的一句玩笑话。
老巴尔扎克认为,作家不仅要摹写社会现象,还要阐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指出人物、欲念和事件背后的深刻意义,创造出典型人物。艺术家不仅要描写罪恶和德行,而且要指出其中的教育意义——艺术家必须同时是道德家和政治家……
这些主张在新派作家眼中或许已老旧不堪,但我至今仍奉若神明。巴尔扎克和他的批判现实主义主张影响了我一生的创作。巴尔扎克对我有个重要意义,那就是其作品对历史和社会的巨大思考量的追求。当代作家有几位还把对社会的思考量当回事?现在的长篇小说不需要生活积累,也不需要深刻思考,以为脸盆浴缸里制造的波澜就足以入书成说,长篇小说的门槛变得很低。有评论家指出:这样的局面如果成为主流,长篇小说将难以完成本来的文化功能,变得徒有其名。
就《人民的名义》的创作来说,我忠实于现实主义原则,从人性上挖掘,根据人物的成长环境,写出特定的人物命运,道出社会各阶层对这个时代痛彻心扉的感受。我也注重对正反两方面典型的刻画——像沙瑞金、侯亮平、高育良、祁同伟以及各社会层次人物的描绘,像郑西坡父子、蔡成功、高小琴等,力求使得这部小说的文学人物画廊不断增量。
(《人民日报·海外版》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