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秋元,1920年生于苏州,1937年入职生活书店,担任过三联书店经理,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后被营救出来。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部工作,1981年任文化部副部长。
小时候爱去茶馆听书
仲秋元记事时,虽家境已大不如前,但是做丝绸生意的父亲常花钱去茶馆喝茶听书,晚上回来还讲给孩子们听。受其影响,仲秋元上小学时,放学后也常去茶馆听书。
仲秋元从小喜欢看报,从报纸上,他知道了红军长征、沈钧儒发起救国会、卢沟桥事变等新闻。
1938年春,仲秋元在邹韬奋主编的《陕北公学报》上看到该刊会计科招收练习生的广告,便去投考。由于仲秋元在学校里已会做账,所以他的考试成绩较好,顺利被招录,进入生活书店工作。
1938年夏,武汉会战时,仲秋元被分配到兰州,当时生活书店已发展到50几家分店。后来国民党特务抓人封店,到1940年,生活书店仅剩下6家。国民党放出话来:“你们趁早走,再不走,就不客气了……”
当时仲秋元还没入党,但敌人认定生活书店的人就是共产党员,将他也列入抓捕名单。书店让仲秋元紧急撤离,就这样,仲秋元搭车冲破封锁,来到四川。
刚到重庆,仲秋元就听说生活书店仅剩的6家分店又被封掉5家。
怎么办?书店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对店员们说:“坚持就是胜利。”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仲秋元继续留在生活书店重庆分店工作,并成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彭咏梧、江竹筠保护了他
生活书店重庆分店有个会计叫何理立,后来成为仲秋元的妻子。何理立与江竹筠是同学,1939年入党,做过彭咏梧的联络员。后来彭咏梧与江竹筠假扮夫妻在重庆开展地下工作,两人有时也到书店去。因此,仲秋元与彭咏梧和江竹筠认识并相熟,但在当时,仲秋元并不晓得彭咏梧和江竹筠以及何理立都是共产党员。
日本投降后,仲秋元入了党,他的直接领导就是彭咏梧。
彭咏梧了解时局的复杂性,他对仲秋元提出明确要求:“你是三联书店经理,有许多事情可做,最重要的事就是把书店搞好,这是革命的阵地。重庆市委领导的学生运动,你一概不要参加。”
1946年,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后,反动派又于1947年6月1日深夜在重庆虚加罪名,乱抓乱捕了二三百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六·一大逮捕”。仲秋元也从家里被抓走,被关在渣滓洞。面对敌人刑讯逼供,仲秋元死咬住自己只是三联书店经理,没有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
在监狱一次放风时,仲秋元与江竹筠擦肩而过。就在这一瞬间,江姐仰脸朝天仿佛正在享受难得的阳光,一边轻声说:“我不认识你。”仅5个字,简洁得就像电报。江姐是用她特有的方式让仲秋元放心,她绝不会出卖他。此后,江姐从没找过他,也不在别人面前讲他,这是对仲秋元最好的保护。
仲秋元在监狱里与敌特做斗争。有一次,他见看守要找人整理食堂账目,便主动提出自己是会计科班出身,理账没问题。利用这个机会,他了解到狱警克扣难友生活费的情况,想办法透露给狱中地下党,发动难友绝食,迫使监狱方改善难友生活。
仲秋元管理监狱图书室时,巧妙地利用图书借阅证夹带小字条,传送外界消息,鼓励难友们坚持下去。他多方争取监狱看守黄茂财,让他将一些狱中消息传到狱外。
仲秋元被捕后,重庆各书店几十名经理多次商议营救办法,集体找到监狱长,要求释放仲秋元,哪怕出高额赎金也行。监狱长说:“他是共产党,你们也敢保?”大伙齐声喊:“我们只知道他是三联书店经理,当然要保他!”
梁漱溟先生等不顾个人安危,也向当局交涉,要求释放仲秋元,经多方努力,仲秋元在内的21人被胜利营救出来。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仲秋元曾为小说《红岩》提供素材,多次为昔日隐蔽战线斗争的同志如实提供证明材料,常应邀给青年们讲革命故事,直到94岁高龄,仲秋元还戴着老花镜且举着放大镜为《生活书店史稿》《三联书店史料文件集》的稿件审阅把关……
当我问及他给次子取名仲小路的理由时,仲老垂目良久,深情地说:“值得纪念的事和敬仰的人太多了!”
97岁的仲老清晰记得,在渣滓洞遇到一名叫蒲小路的孩子,十一二岁,看守让他每天扫地。仲秋元主动跟他说话,给他讲故事,给他吃东西,教他怎么应付看守……慢慢地,他们比较熟了。蒲小路也愿意接近仲秋元,说被抓来的人比看守好,不是杀人放火的魔鬼。后来,蒲小路还帮助仲秋元把蒋介石下野的消息传给难友们。
监狱有8间牢房,蒲小路打扫卫生时,就在牢房前一面扫过来扫过去,一面轻轻地拉长声音说:“蒋—光—头—下-台—了—”大屠杀时,特务们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蒲小路死在监狱里。
仲小路成年后觉得小路这个名字过于纤细,想另改名字。仲老得知后严肃地对儿子讲:“蒲小路这辈子装在我的心里了,只要我活着,你就别想改名。”
仲老用这种独特的方式纪念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中国家庭报》4.24 彭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