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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我这个刚满十二岁的孩子，跟着父母和七十多岁的奶奶，拉上幼小的弟弟妹妹，从北京的清华大学来到了江西的清华“五七”试验农场，当起了小“老表”。
一个叫“五点半”的地方
在我的心里，江西是个很远很热的地方，也是一个很近很亲的地方，因为妈妈已经作为清华第一批赴江西鲤鱼洲试验农场的人在那里了，分别五个月，我就要见到妈妈了。
这是一趟装满清华教职工、家属和孩子的专列，我们一路向南开了很久，在上海站停留不走了，允许我们在南京路上晃荡玩耍一天之后，火车再继续向南昌前进。
1969年10月29日夜里，南昌火车站外，排了好长好长的清华农场来接站的卡车队伍。我的小脑袋瓜，不停地向上伸着，向后面的车队长龙眺望。好在，妈妈就在不远的前方！
两个半小时后，我终于可以从卡车上跳下，在位于南昌东部的鲤鱼洲大地上着陆了。我们在鲤鱼洲的家，居然是两家人同居的一间不大的土坯草房里。一个大通铺上，不管是老老少少，还是男男女女，大家拉上布帘凑合着住。到了如此地方，人人似乎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们居住的地方叫“五点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因为清华鲤鱼洲五七农场总体上称为团，设有团部，下面以连为建制，将清华各系改称为各连，一个连为一个点。我们住在五连与六连之间，所以称为“五点半”。我妈工作的农场医院就位于这个地方。
“五点半”一排排土坯房的后面，就是鄱阳湖边那长长高高的大堤了。登上大堤，两边都是万顷一碧，苍茫一片。一边是宽广无垠的湖面，几只船儿在眼皮底下到地平线之间移动着，偶尔也会有一头江猪（其实我们也不知那是什么东西）在水面忽忽悠悠地浮现。大堤的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清华大学五七农场的稻田。天尽头处，据说是归北京大学五七农场和江西建设兵团九团分别管理的地方。
接受血吸虫的“再教育”
多少年过去了，心中总是有一个愿望，做一名专治血吸虫的医生，彻底除掉盘踞在鲤鱼洲的血吸虫瘟神。谁能够想到，在鲤鱼洲如此肥沃的土地、美好的水乡，居然有血吸虫的存在。
为了防止血吸虫钻进身体，大人们每天下水田前都要往腿上抹一种叫“二丁酯”的乳白色液体，让它形成一层保护膜。我们这些小孩也学着大人的模样，往腿上涂抹，然后跟着大人们下地插秧、锄草、收割。
鲤鱼洲属于江南，一年可以种三季稻。最后一季稻我们都懒得再插秧了，就站在水田边，直接把秧苗往田里乱扔一气，任其自然生长。这是很爽的事，但是，让人揪心的消息也没有断过，得血吸虫病的大人，一个接着一个，后来我妈妈也得了。所有得此病的人都到南昌住院打一种叫“锑剂”的药，要连续打好几十针。这种药打入人的身体后，人的心脏会受不了，快速急跳，对身体很是不好。不知得病的妈妈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鲤鱼洲的腥风怪雨总是有的，不知爸爸在他那个四连里说了什么话（妈妈后来告诉我，爸爸只不过在私下说了一句：这地方待不过两年。事实证明：教高等数学的老爸说的话相当准），被人揭发后当众狠狠批判了一场。父亲插秧累弯了腰，弓着身子从“四点”走回我们“五点半”家的样子，永远定格在我的鲤鱼洲记忆里。
在鲤鱼洲的岁月里，大人们没日没夜地干农活和搞运动，风里雨里的革命斗争、泥里浆里的下田劳作，让我们的那些伯伯、爷爷——清华的老教授们，一个个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草绳系腰，赤脚行走，没了半点斯文，只有沾满泥浆的眼镜后面的双眼，还是那么善良。
晚上，我们会潜到大堤上，看看湖面上有没有阶级敌人放信号弹。还真的有一晚，看到了冉冉升起的信号弹，让我们大吃一惊！后来才搞明白了，那是斜对面那个地方的建设兵团在搞演习。
记忆中的老师和同学
六年级时，我们在农场“五点半”学校跟着一个体育老师学体操，我们自己立起了单杠和双杠，没事儿就在上面吊着，还不时靠着墙倒立、拿大顶，找个平地练个侧空翻。初中时，我们就离开父母，集中在农场的“五七”中学上学了。中学时，清华的一位举重健将和一位足球健将先后给我们上过体育课。那个举重健将姓林，个子不高，浑身的腱子肉，可惜我没有跟他好好练练，否则，我后来去延庆插队，应该是一个特棒的劳力；那个足球健将乒乓球打得也不错，他横握球拍，我的乒乓球技术在他的指导下，有了提高。
“五七”中学的同学，男女分开住，各挤在一间大屋的一个大通铺上。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紧张时，半夜三更，同学们被一阵紧急集合的哨声惊醒，赶紧叠被子，打背包，跑出屋子列队出发，在茫茫夜色里拉练；农忙时，大家集体出动在大田里干活；闲了时，几个同学结伴去不远处的天子庙，到那里的小店买点儿笔和零食；恼了时，男同学们也曾经和“五七”中学西边那块地方的江西建设兵团九团的小知青们狠狠打了一架。
总是想念奶奶在鲤鱼洲时给我做的米酒酿，有了那点儿甜，还怕什么大苦存在吗？苦中寻乐，苦尽甜来，人生不过如此！
(《北京青年报》4.16 朱思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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