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亲而信”到“利相关”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里，信任基本上就是指人际信任，而人们彼此之间信任与否，多半视相互之间“关系”而定。关系的亲疏远近成为信任的准绳，据此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任模式——“亲而信”。

    研究发现，关系的亲疏虽仍是影响中国人人际信任产生的重要因素，但已并非唯一重要因素，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人品、能力、交往过程等理性因素在信任发生的过程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这里，我们选取家人和熟人这两种典型的亲近关系来检验“亲而信”的人际信任模式是否依然有效。

    “养儿防老”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传统角色规范，是不容置疑的信任关系，但是今天的父母已经不能完全指望养儿防老，于是出现了新的养老模式——“以房养老”。虽然访谈中有很多人表达“养房也不一定防老”的观点，但和“养儿防老”相比，更多的城市人还是认同“以房养老”。

    夫妻之间亲密关系与互助的角色规范依然是人们的共识，所以无论是传统乡村的农民还是现代都市的市民都不赞同“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当头各自飞”的说法。是否支持“婚前财产公证”是对婚姻关系未来预期的风向标。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显示：新生代年轻人主动选择规避婚姻风险的制度信任——“财产公证”。家人之间的原始角色信任开始出现利害关系的权衡。

    与此同时，熟人之间的信任建立，更多的来自频繁人际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熟知、可靠与认同，而不再是角色关系带来的情感联结。熟人间的信任更多的是理性认知而较少情感导向。

    借钱问题与利益和信任高度关联，调查显示，借钱基本上只能发生在家人与熟人之间，亲近关系依然是很重要的信任基础，但也只是借钱的前提条件，借与不借的关键因素是信誉和偿还能力。人际信任模式正由“亲而信”向“利相关”转向。

    从“亲而信”向“利相关”的信任模式转向，是社会转型带来的。现代性与高风险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只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是：人际信任如何以新的机制重新建立，社会信任的基石如何从人际信任转变为制度信任，“利相关”的人际信任模式如何带着中国社会迎接挑战。

    （《北京日报》4.10 朱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