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些令人关注的现象,比如官方和民间的反全球化情绪,把责任推给民众的公投,大选中的政策取向极端化。有的将此归结为民粹主义思潮,有的说是政治过度、政治审慎缺失。我以为,产生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是新自由主义导致西方政治资源的匮乏。
新自由主义,原本是针对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思潮,但它从来都与政治问题关联在一起的。美国学者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在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有一种观点还认为,《政治自由主义》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总结。
罗尔斯在1993年发表的《政治自由主义》中说,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互不相容、无法调和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学说,多元地共存于民主制度的框架之内,而且自由的制度本身就强化、鼓励着不同质的学说的多元化,并视之为自由社会的永恒状况。只有在多元重叠中寻求共识。作为公平的正义是政治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或道德的。
在西方古代政治思想体系中,原本道德伦理思想是受重视的,道德伦理也是西方政治学理论的重要内容。罗尔斯在此前1971年发表的《正义论》中,也强调过道德原则的同质性。但《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进行了根本修订。道德原则被政治性淹没,同质性被多元化置换,良性社会不现实,也不是政治治理的追求。
上个世纪以来,把政治技能化、程序化,已是西方政治的一个传统。在罗尔斯之前,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就强调民主方法特别是选举方法的重要性,主张用选举来体现政治合法性。用合程序性代替和掩盖合公众利益性、合道德性。但罗尔斯是从直接否定同质的道德原则入手的,从根本上标志着西方政治理论的技能化。
用中国的“道、术、势”的说法加以分析,罗尔斯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把道德原则丢在一边,显然“道”没有了,而且政治出现乱象,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民主也带来灾难,“势”也没有了,然后只剩下“术”,政治资源就非常有限了。于是乎,就是通常所说的政客、权谋、权术而已。这就是西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政治乱象的原因所在。
(《学习时报》 3.29 尹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