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越搬越小的公安局长

    许建国，原名杜理卿，保卫和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者。1922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出生于湖北黄陂的农民子弟，曾参加过三次安源煤矿大罢工。在长征中，许建国始终负责情报保卫工作。“西安事变”期间，许建国担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他随同周恩来前往西安，负责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领导开辟了华北东北很多地区的情报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又在侦破特务间谍、搜索残余敌特人员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解放后，许建国的工作足迹遍布津门、沪上、北京及海外，从中共情报系统到城市公安建设再到外交领域，都有他的身影。这位曾官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的老者，在“文革”时期受到冲击，因肺癌去世两年后才平反昭雪。

    三次搬家越搬越小

    据杜安陆回忆，1951年2月，父亲从天津调到上海工作，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刚到上海时，市政府安排父亲一家人住在岳阳路的一栋洋房，家中一共10来口人住着也很宽敞，还有一个大花园。

    “我们一家住进去不久，我爸爸就主动要求调整住房，先是搬到荣昌路一处略小的英式三开间三层小楼房，但把会议室改成了公安局的职工活动俱乐部，开放给大家使用。”杜安陆说。

    杜安陆回忆道，尽管比之前的房子小了很多，但父亲还是觉得公家支付的房租太多，1957年父亲又自己物色了康平路一幢两开间的三层楼房，5间房，面积不足100平方米，一家10余人住进去后很拥挤。

    当时，由于家里人多房间不够，许建国的秘书、驾驶员等人只好另住别处。此外，按当时的规定，副市长以上干部的宿舍，可以免收会客室或书房的房租，但许建国坚持要交房租。

    第三次搬家，正是1958年“大跃进”时，那时上海的东庙二村建起了“工人新村”，提倡与工人同吃同住。杜安陆告诉记者，当时的新村是“大跃进”的产物，造价较低，质量较差，父亲却是第一个响应号召搬入新村居住的住户。

    据当时担任许建国秘书的工作人员回忆，当年春节，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前来探望许建国，他正好不在，由秘书陪同两位元帅逐间参观。他们看到许建国家里很简朴，特别是进到拥挤而简陋的小孩卧室时，开玩笑打趣道“狗窝、狗窝”。

    为戴国产手表自豪

    1958年，杜安陆的哥哥杜新民准备考大学，许建国的秘书起草了一封要求组织照顾的信，许建国知道后立即制止，并批评秘书：“这样不好，考大学要凭本事，考上就上，考不上就去做工人嘛！”

    杜安陆告诉记者，后来哥哥凭自己的成绩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接到通知书的那天，在家里的厨房高兴得跳起舞来，以至于还把自己的手磕破了。

    1959年，许建国一家从上海来到北京，许建国经陈毅推荐、毛泽东点名，出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大使。

    “父母因工作出国了，我们大使的孩子都住在一个院儿里，别的孩子有家里从国外买的很多洋玩意儿，我们家里都没有。”杜安陆说，父亲唯一买给孩子们的礼物，是给二哥买了一个国产的手风琴。一次，哥哥提出让爸爸从国外给买手表，爸爸听过后，指着手上的上海表说：“你们不知道，在国外我为能戴一块国产的手表有多么自豪，我经常把它出示给外国朋友。你们也不要看不起我们自己国家的东西。再说当前国家外汇很紧张，要把外汇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从此他们再没有提过从国外买东西。

    含冤离世两年后平反

    1966年4月，许建国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访华代表团回国。1968年被江青等人诬陷，先在机关隔离审查，后被监禁在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关押达七年之久。

    “1975年，父亲被批准保外就医，被秘密转移到安徽六安地区，实行‘流放管制’。”据王随元回忆，到达六安后的许建国于1977年确诊患肺癌，当年10月4日病逝于安徽合肥。

    1979年，中共中央批准外交部党组的复查结论，为许建国平反昭雪，并于次年3月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追悼会。

    (《法制晚报》3.31 杜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