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教育吓住了谁

《文摘报》（ 2017年03月21日 08 版）

同心实验学校卢新晨老师正在为学生讲授卫生知识

持久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到这场艰难却充满希望的实验中来。

3月3日，周五正午，公益组织“希希学园”的负责人韩雪梅正飞奔在北京五环外的皮村。她要穿过大片低矮的砖瓦房，避开路上满地的秽物，走过布满湿水泥和污水的土路，赶到同心实验学校——一所被旧民房包围的打工子弟小学，像往常一样，给孩子们上性教育课。

自这家专注于儿童性教育的公益组织成立，并将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的《珍爱生命》读本引入打工子弟学校，类似的日子已持续了将近3年。

3月3日这一天风和日丽，韩雪梅没意识到，风暴正在逼近。

3天前，千里之外的杭州萧山，因为学校失误，一位小朋友将这本需要老师辅导的《珍爱生命》当作课外读物带回家，在母亲面前大声读出了二年级下册的部分内容，母亲随即震惊。

课上一半，韩雪梅的手机被疯狂刷屏。杭州那位母亲的微博映入眼帘：书中直白的生殖器示意图和另一则防性侵故事截图被发到网上。

随即而来的，是一片怒骂。

这对韩雪梅简直是晴天霹雳。在北京大兴行知学校，北师大团队组织的性教育已平静地实践了9年，而《珍爱生命》则进入了京郊14所打工子弟学校。

好教材还是坏教材

第一次看到《珍爱生命》这套书时，韩雪梅说，“仿佛看到了希望。”

在那之前，她是一名推广科学教育的公益从业人员。突然有一天，她得知自己学校的女学生被一位老师强奸了；过了一阵子，她的朋友，一位体育老师告诉她，自己三年级的儿子被初中生性侵了。

让她不解的是，女生父母觉得这事“太丢人了”；体育老师怕伤害儿子，选择忍气吞声，最终全家离开了北京。

“没有独立价值观的支撑，被人侵犯时，孩子会因为恐惧而丧失反抗的意志。而如果无法正视自己的身体，破除对性的羞耻感，就容易觉得被性侵是耻辱。”韩雪梅一度认为，现在的人们更缺乏的，是价值观。

因此，当她看到《珍爱生命》大段篇幅讲平等独立、尊重他人、以及性不可耻的内容时，认定了“这是一本好教材”。

但她带着教材走进学校，又发现自己想得太美了。

“老师，为什么电视剧里刚出生的孩子浑身都冒血，他会疼吗？”

“为什么非要男女结婚啊？我和女同学不能在一起吗？”她自己6岁的女儿也问道。

这些问题让韩雪梅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母亲会因为“为什么要和爸爸一个被窝”的问题给她白眼，得到性知识的唯一场所是村头的公共厕所——在那里，姐姐们会聊些“大人的事”。快40年过去了，很多性教育的问题仍然没有改变。

针对教材“太直白”“下流”的质疑，编写《珍爱生命》的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回应称，“当一个孩子遭受性侵害，他连什么地方被触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护？”

有家长选择只告诉孩子哪里不能碰，这种做法反而令很多专家担心。中国性学会青少年性教育专委会委员、深圳性学会会长陶林觉得，孩子是一张白纸，给予规范、严肃的性知识，他们就会以科学的态度面对；遮遮掩掩、一知半解反而勾起好奇，再加上媒体、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性信息，才可能诱发危险的尝试。

恐吓式性教育“恐吓”了谁

在韩雪梅谋求进入校园的过程中，同心实验学校校长沈金花痛快答应了。这个校长看到，自己学校有学生六年级毕业就去和男人发生性关系，流动儿童被性侵的事也不少。

可韩雪梅给其他打工子弟学校发去的联系，很多都石沉大海。

也有校长答应开展性教育，只是要求韩雪梅多带点剖腹产、堕胎的图片来，“越血腥、越吓人越好”。对于这些要求，她都婉拒了。因为流动儿童子女本来就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再用“恐吓”的方法去教育，恐怕引起心理障碍。

不幸的是，在《珍爱生命》的编委、华中师范大学性学教授彭晓辉眼中，大部分中小学对待性教育恰好就这两种态度：一种是根本不当回事，胡乱应付，让校医、体育老师或者生物老师每学期上节“生理保健课”，甚至发本生理知识课本了事；要不就是狠抓“恐吓式”教育，孩子别犯事是关键。对于后一种态度，这位研究了25年性教育的专家坚决反对，本身不科学不说，更可能给孩子带来心理创伤。

事实上，2008年，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了从小学到高中应该掌握的“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知识”；2012年实施的《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提到小学教师要掌握对学生进行青春期和性健康教育的知识和方法；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则明确指出，要将性与健康生殖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文件没有任何具体实施方法，更没有违背后的惩罚措施，全都是原则性规定。开展性教育实际上成了各学校校长决定的事项。

最近，韩雪梅一度在公共平台上答疑，回应网友对《珍爱生命》的疑虑。可迎来的却是一些网友毫无理性的破口大骂。“唯恐学校不乱，给六七岁孩子教性知识，五年级还不乱套？”“混蛋！教孩子在小学就失身，中学就没处女了！教育败类！”

一个尴尬的问题是，决策部门的暧昧态度和反对者们的疑虑构成了恶性循环。

艰难又有希望的实验

希希学园缺钱缺人，专职工作人员只有3名女性，筹得的经费也只能勉强支持14所打工子弟学校开展性教育。

同心实验学校刚开讲《珍爱生命》时，所有班主任都亲自授课。两个学期后，坚持下来的只有卢新晨一人，其他班级只能培训志愿教师入校上课。

韩雪梅完全理解这些老师。他们在打工子弟学校教书，收入低、压力大。再加上一门带不来任何收入的课程，很多老师不堪重负。

教师培训、听课督导和教学经验交流都能给予老师支持。韩雪梅坚信，如果有更充足的经费人力，各个环节更加完善，教学效果会更好。

给打工子弟教授性教育，困难也的确倍增：他们的父母无暇照顾孩子，性教育知识更是少得可怜。

卢新晨班级的一位男生抱怨，如今爸爸回家就玩手机，妈妈不识字，“没人教这些事”；另一位女生则嘀咕，自己已经来过月经，但只是“应付过去了”，妈妈并没有教她处理的方法。直到当天上了课，她才明白。

两年前刚开课时，五年级一班的这群孩子大多觉得“很恶心”，有的甚至捂住眼睛，堵住耳朵。

即使具体实践方法不同，大多性教育工作者都将保证孩子一生安全快乐，不被性问题困扰作为奋斗目标。胡萍回忆，自己上完课后，有小女孩找到她说，自己家经常和另外一位叔叔出去郊游，这位叔叔会趁父母不在抚摸自己。直到今天，她才知道自己被侵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