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对花草树木有着深厚的情感,不仅喜爱植树种花,而且还留下了许多植树诗文。
尤其是唐朝,植树绿化蔚成风气,不少诗人积极倡导和参加植树活动,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作。
李白写诗回忆所种桃树
749年春,漂游在南京的李白漫步郊外。此时,一望无际的桑田里,茂密的桑树葱葱绿绿,睡眠一冬的蚕儿也开始吐丝了。望着清新如画的江南春色,李白触景生情,思乡、思亲之情油然而生,他挥毫写下了《寄东鲁二稚子》一诗:“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复茫然。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裂素写远意,因之汶阳川。”
全诗由江南春耕时节写起,继而对自己三年前在家中楼旁栽下的桃树展开描写,由树及人,抒发对儿女的一片想念之情,怀乡土之心、思儿女之情跃然纸上,凄楚动人。
杜甫植树和农夫打成一片
760年春天,在成都城西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杜甫望着一座新落成的草堂,欣喜不已。尽管不是高楼大厦、琼楼玉宇,但是对于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杜甫来说,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
有“诗圣”之称的杜甫一生仕途不顺,758年6月,因受房琯案牵连,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灾民到处逃荒,流离失所。
杜甫从洛阳回到华州以后,仍然时时忧虑动荡的局势,但他似乎对唐肃宗和朝廷中把持大权的重臣们已失去了信心,愤然写下《夏日叹》:“夏日出东北,陵天经中街。朱光彻厚地,郁蒸何由开。上苍久无雷,无乃号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黄埃。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万人尚流冗,举目唯蒿莱。”这年立秋后,杜甫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759年冬天,杜甫携家带口由陇右(今甘肃省南部)入蜀辗转来到成都。760年春,在好友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建成了这座草堂,杜甫终于有了固定居所。
想到此,杜甫感慨万千,写下了《狂夫》一诗:“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此时正值春季,杜甫自己动手植树,他四处寻找树苗花草。杜甫在《诣徐卿觅果栽》一诗中描述找寻苗木的情景,“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来。”求得苗木以后,杜甫在草堂前种花植树,饮酒赋诗,酒酣耳热后,与当地的庄稼汉、老农夫扳脖子、搂腰,在一起打闹,“相狎荡,无拘检”。
白居易动员百姓一起植树
819年春,一艘大船在长江边的忠州城停泊靠岸,从船上走下来一位中年人,此人就是新任忠州刺史、时年46岁的大诗人白居易。
此时,一辆五马朱轮的专车等候在岸上,按唐朝规定,刺史可乘用此档的专车。然而,忠州连一条能行马车的平路都没有,尽是崎岖陡峭的石磴路,白居易只能徒步而行。
夜晚,在忠州官衙的白居易彻夜难眠,他想到了繁华的京城,曾任左拾遗的白居易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甚至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元和十三年(818年)改为忠州刺史。
抱怨归抱怨,但是作为一方“父母官”的白居易仍然是尽职尽责的。他漫步忠州城时,见四周的山冈满目荒芜,目透十里,发出了“巴俗不爱花,竞春人不来”的感慨。他苦口婆心,动员民众植树栽花,并亲自到城郊和百姓一起栽树种花。他在《东坡种花》一诗中写道:“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有购花者,不限桃李梅。百果参杂种,千枝次第开。”
树木成林后,白居易看到自己亲手栽植的树长大成林,种下的花卉争相盛开,喜上眉梢,漫步其间,写了很多寄情于树木、花草的闲适诗,如“手栽两松树,聊以当嘉宾”,“白头种松桂,早晚见成林”。
白居易在调离忠州回京城时,对忠州的一草一木都怀有感情,依依不舍。即使到了京城为官,仍念念不忘在忠州的植树种花的岁月,他曾在诗中说:“每看阙下丹青树,不忘天边锦绣林。西掖垣中今日眼,南宾楼上去年心。花含春意无分别,物感人情有浅深。最忆东坡红烂漫,耶桃山杏水林檎。”
(《北京晚报》3.14 郑学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