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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社会科学报》在第1547期刊登韩东屏《历史是被什么决定的》一文，认为“制度决定历史的走向”，“制度是社会的决定因素”，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误读。
生产力水平决定社会发展程度
首先，把制度说成是“社会的决定因素”“决定历史的走向”，不是唯物史观。马恩对唯物史观的表述一直是清楚的。
他们早在唯物史观确立时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明确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生活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千姿百态的人类社会和丰富多彩的历史进程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物质资料的生产用生产力来加以衡量，因此，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精彩地描绘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制度的关系：“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以唯物史观强调制度的存在状态是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这同韩文所说的人类历史“只能是人为选择史的过程，即制度安排者选择制定什么样的制度，大众就选择按这种制度的导向行动的过程”完全是两码事。这恰恰是马克思批判的观点：“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在制度设计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把人为的制度安排作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与唯物史观大相径庭。
不能离开社会存在抽象分析人性
韩文“制度决定历史的走向”的论证并不能够真正阐明历史。韩文用“两个方面的事实”来论证制度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其一是从“理性自利人”入手的进一步阐发，认为“人既然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自利人，那么在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求的各种资源不是无限供给时，必然是‘怀赏畏罚’”，“所以，人就是怀赏畏罚的理性自利人”。
无论是理性人还是怀赏畏罚的理性自利人，都是人性的分析方法。人性是存在的，人性分析方法也是有效的，但却是不彻底的。因为人性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唯物史观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揭示了人性背后的社会存在，这才能够准确地阐释人的属性，避免抽象讨论人性的缺陷。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从不离开社会存在抽象地分析人性，而现在抽象分析人性的仍然随处可见，这不是科学的历史观。
韩文紧接着论证了制度方面，认为“制度具有最强的社会赏罚功能”，因此，“绝大多数人出于实际利益得失的考虑，都会选择按制度化社会赏罚的导向行事而不是相反”。
的确，人类社会按照制度安排来运作是人类历史体现的一个重要现象。但根据这一现象就认定制度决定历史方向未免太简单随意。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并不是决定人类社会的上帝之手，它会受到更加重要因素的制约，即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制约。
如马恩所述，“人们的国家制度”等“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基础，即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不是人们主观选择的产物，所以马克思强调：“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韩文的制度决定的观点与此相悖，因此也就得出“由制度决定的人类活动史，也注定不是什么‘自然史的过程’”。这一解释就更赋予了历史的主观性。
制度受制于“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最后，应该正确认识制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功能。制度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先进的制度能够较好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制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够把制度的设计看成是主观的产物，它背后具有不可忽略的客观必然性。
把握社会发展的主动权，不是依靠掌握制度设计的权力就能够做到的，而是要遵循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去建构制度。无产阶级政党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述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使一定的生产条件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这才是唯物史观的制度定位，即它受制于“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应该运用唯物史观正确地认识制度功能和进行制度选择，并不断地完善制度，才能够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社会科学报》3.9 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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