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们仨”的缘分

    回忆过去，我和岳母杨绛从初识到现在（2016年——编者注）已经四十四年。那是1972年，她和岳父从社科院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我们两家相距不远，但并不相识。

    一我家住在北京东城区一个胡同里，父亲是我国第一代建筑结构设计大师，1951年从上海受聘来京。1971年“文革”期间父亲重病，家里还有母亲、我、儿子、女儿和小侄子（4岁）。为了照看侄子，家里请了一位保姆——淑英，那年年末的一天，街道居委会来了人，狠狠地称：“你家居然还雇保姆！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限你们两天辞退保姆！”

    次日，淑英就出去另找工作，回来说已经找到了，也是照看一个4岁男孩，地点就在相邻胡同的社科院家属楼，雇主P某即将去社科院五七干校。奇怪的是在P某单元房里还遇到另一户人，从淑英的口中得知，这个单元房原来的主人姓钱。“文革”开始后，硬性地派来了P某一家三口占据了一半单元。我们遇到的人叫钱媛，是北师大的老师。4岁的侄子正是淘气的年纪，居然不久就与钱媛攀上了朋友。

    二1972年3月钱、杨二老回到北京的家，我母亲也逐渐与杨绛交上了朋友，因为都是从上海来京的高知家庭，自有诸多共同语言。

    那时我对再婚的态度是暂不考虑，因为：一、我父亲“文革”期间的“历史问题”悬而未决；二、我膝下有一双青春期儿女，我对继母与子女的关系、新的婆媳关系有顾虑。

    钱媛的处境也有相似之处：一、二老的头顶上还戴着“牛鬼蛇神”的帽子；二、她的第一任丈夫“文革”中被迫害而身亡的阴影尚未退去。

    我母亲看到钱媛的善良和“大家闺秀风范”，既文静，又知书达理，可谓儿媳妇的最佳人选。在我母亲对杨绛的不断劝说下，那个夏天，杨绛向我发出了正式邀请，请我去她家吃晚饭。从那次见面开始，我每周五下班后会约钱媛出来“轧轧马路”“说说话”，双方感觉挺合得来。

    在一年多的交往中，俩人发现了许多共同点。我们的处世哲学极为相似，都主张为人低调不张扬，谦虚谨慎，远纷争而淡名利；在个人爱好方面，二人都喜爱看书、做学问、听西方古典音乐。尤其令我钦佩的是她的聪颖、善良和大度。其间她还成了三个孩子的“老师”，她以她的人格魅力赢得孩子们的喜爱和尊敬，从而打消了我起初最大的顾虑。我们在1974年5月结婚了。

    三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城，不少市民在室外搭起“抗震棚”。钱、杨二老当时正住在学部大院内7号楼西尽头的一间临时职工宿舍里。面对地震的来临，学部的年轻人对于二老的住所不放心，先是准备让他俩随众人搬入大食堂住，后又建议一起迁住日坛公园内的抗震棚。

    钱援和我获悉此信息后深感不安。二老都已六十五六岁了，经过十年的“文革”，健康情况都恶化了。因此，钱援和我商议后建议二老搬到我家四合院平房来住，二老很痛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

    （《解放日报》3.4 杨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