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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冲天》是导演张钊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拍摄的一部回顾空军的纪录片。他曾思索，与日军飞行员对决的中国年轻人是抱着怎样的想法，与侵略者在云霄间生死相搏的呢？随着纪录片制作的进程，张钊维渐渐找到了答案。
这就是贵族精神
在中国空军抗战的史料中，张钊维读出了他后来定义的“贵族精神”。
中央航校第三期毕业的沈崇诲出身富裕家庭，清华大学土木系毕业。但“九·一八”事变以及“一·二八”事变后，他毅然放弃优渥的工作，进入当时的中央航校，从光头的入伍生学起。沈崇诲心中念兹在兹的，就是如何“效死”国家。战前，他曾透露过：必要时，将驾机和敌人同归于尽。
1937年8月19日，淞沪会战不到一周，沈崇诲随大队出征，预定轰炸长江口外海的日本军舰，但在杭州湾上空因飞机有状况而脱队。其后，沈崇诲与后座的陈锡纯，在白龙港海面连人带机冲向敌舰，与敌人兵舰同归于尽，践行了中央航校“我们的身体、飞机和子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的校训。
1938年4月29日是那年日本天长节（天皇生日）。是日，日军出动54架飞机空袭武汉。两军对垒，近百架飞机在空中缠斗。短短半小时，日机被击落21架，中国飞机损伤12架。
还在住院的陈怀民，顶替患病的战友升空迎敌。击落一架日机后被五架敌机围攻，飞机油箱着火，没有跳伞，而是果断加足油门，撞向日机同归于尽。
陈怀民牺牲前曾说：“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与日本人作战，从来没想着回来！”
“这就是贵族精神。”随着纪录片制作的进程，张钊维渐渐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知晓义利之辨，明白生死之辨，从事一项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张钊维从三个维度定义了自己心中的贵族。
“做了该做的事”
1937年牺牲的王牌飞行员刘粹刚，在给妻子许希麟最后的家书中写道：生在现代的中国，是不容我们偷生片刻的。
1945年5月，牺牲在胜利前夕的张大飞在绝笔信中说：“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在采访中，张钊维一再提及，当年成为空军飞行员的年轻人大多出身良好，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如果没有遭遇国难，这批青年应该能拥有很好的生活。
在当时的空军里，有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林徽因的弟弟林恒、王光美的弟弟王光复、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张钊维认定，正是这批出生于辛亥革命前后，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新人类决定了我们民族今天的面貌。
正如曾在1937年“八一四空军大捷”击落一架日机的张光明，在谈起80年前的往事时说：“很自然做了该做的事，如此而已。”
一封书信的精神高度
2013年底，张钊维准备为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拍摄一部纪录片。在朋友的建议下，他选择了空军抗战的题材。纪录片并不总能吸引观众注意。但张钊维还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对先辈的故事感兴趣。精心思考后，《冲天》选择了女性视角为电影的主线。
刘粹刚烈士的妻子许希麟、高志航烈士的女儿高友良、陈怀民烈士的妹妹陈难、林恒烈士的姐姐、中央航校第七期学生名誉家长林徽因、张大飞烈士的恋人齐邦媛等人的回忆和留下的文字，在电影中娓娓道来……
陈怀民陈难兄妹的故事，是张钊维自己最喜欢的一个。
当陈怀民烈士殉国后，在被他所撞落的日军飞行员高桥宪一的尸体里，找到一封信，是他新婚的妻子高桥美惠子写来的。她希望高桥千万要保重自己，不要轻易就牺牲了。
陈怀民的妹妹陈难，事后看到了这封信，就提笔写了一封回信给高桥美惠子，当中说道：“你得谅解高桥，他并不是不愿意把自己的身体保重得更健康一点，他并不是愿意无故牺牲，而是贵国被少数人所操纵的一种政治权力强制他，要他死就死了……我想到你的孤苦，想到你整天在哭中生活的两个孩子，和你此后残缺凄凉的生涯，我恨不得立刻到贵国去亲自见到你，和你共度友爱的生活。”
“两个年轻男子在空中相撞，却在地上催生出这样一封信。文字早熟而透彻，由一个20岁的女子，写给另一个20岁的陌生女子。陈难的精神力量因此爬升到跟他哥哥一样的高度。或许只有在那样的高度，生死的界线才不那么清楚得可怕。”张钊维为《冲天》写下这样的解说词，“因为太不容易。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能够这样去面对战争和她亲人的死亡。”
(《扬子晚报》3.3 李坤晟 王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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