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乡村，是古老中国的故乡意象，也是转型期中国的疼痛症结。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亲人生活在农村，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去年春节期间，当“返乡体”这种书写文体开始大规模进入人们视野时，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下简称《乡村图景》）的文章也在其中。在通过新媒体传播后，这篇文章一度引发了全国乡村问题大讨论。后来，还被中央电视台拍摄了纪录片《家在丰三村》。

    农村儿媳

    这幅“乡村图景”的观察者和作者叫黄灯，她是一个农村儿媳，同时也是一个女博士，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广东金融学院任教。因《乡村图景》一文的机缘，她得以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丈夫的亲人和自己的亲人，审视自己的思想路径和多年以来从未中断过的乡村关注、乡村表达。今年初，她将所有的思索和书写汇成了一部《大地上的亲人》，这部26万字、横跨湖南湖北三个村庄的沉重之书，负载了更细微的“家史”和更曲折隐微的人间情绪。

    黄灯首先想到的，是像自己的丈夫那样的人，他们通过读书跳出农门，改变命运，却无法脱离与家庭和依然在农村的亲人们的联系。“有些人在城市过得很好，却对自己身后的群体忽视了。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亲人在农村里过那样的生活，和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

    黄灯和丈夫杨胜刚是博士同学，两个人都学的是“风花雪月”的文学。在黄灯眼中，丈夫是个忧郁又不乏小资情调的人。小资，来源于他的天性和一直没有中断过的读书学术生涯；忧郁，则来自原生家庭留给他的阴影。作为全家学历最高、如今工作生活最稳定的人，这个传统、本分、木讷的男子一直义不容辞地回报、反馈着家庭，但黄灯也能感受到，这给他压抑的沉重和血肉相连的痛楚。

    丈夫出生在丰三村，行政上隶属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丰山镇。他是这个庞大又贫寒的家庭的遗腹子（上面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有继父所生妹妹），虽然生活艰难，但从小成绩优异，让整个家庭欢喜异常，倾全家之力供他读书，他也不负众望，于1990年考上华中师范大学。在那个年代的中国，读书是农村人实现阶层流动的最佳通道，只要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身份的彻底改变。

    但在他背后，是一个农村家庭的漫长挣扎，直到现在还未曾安顿。在北京包工的四姐、四姐夫被拖欠工程款，不仅他们自己的生活由小康陷入困顿，也使得跟随他们打工的哥哥、嫂子的十年工钱付之东流；三姐、二姐先后去世，小妹不明原因地出家。而下一代，曾经的留守儿童长大后，成为没有附着的“农二代”，外出打工的孩子四处辗转，无法逃脱成为富士康等公司枯燥流水线上的一枚螺丝钉的命运；读书考学的孩子虽然相对平顺，但时移事转，房价高企，他们已无法复制丈夫那样以读书彻底改变命运、通过个人奋斗在城市立足的人生。

    从学术进入经验

    和丈夫较为平顺的求学经历相比，黄灯自己的经历却显得有些“大起大落”。她出生于湖南汨罗三江乡凤形村，长在长乐镇隘口村的外婆家，因父亲的一份教师公职，一家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转成了城镇户口。1995年，她考上一所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岳阳市一家有4000多职工的国营纺织工厂，在行政、文秘、出纳、组织干事等各种岗位上待过。1997年国企改革，减员增效，她被下到车间，当了一段时间一线工人。第二年，厂子效益不好，她成为了当时众多的下岗人员之一。

    为了找一条出路，她决定考研。这个想法改变了她后来的人生轨迹，从小热爱文学的她先后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硕士和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博士。在学院的高深和宁静中，她一次次感激命运让自己逃脱了“下岗工人”的厄运，等待她的将是繁花似锦的前程，只要拿到学位、顺利毕业，人生就会驶入早已预设好的轨迹，从此永远地远离“底层”，远离辛酸和泪水。

    然而一切并不如想象中那般严丝合缝，学院的围墙、学术的幻觉始终无法阻隔和亲人关联的事实。在广州，和她分享同一座城市的空气、却遭遇完全不同境遇的，是许许多多从湖南家乡南下打工的亲人，其中，就有她的叔叔和堂弟妹们。他们窝在白云区一个叫做“塘厦”的城中村，尽管离黄灯的学校并不远，但缘于某种心理隔离，她一直到2005年才第一次进入。那里，脏乱的街道，难闻的气味，逼仄的生活空间，滋生着赌博、吸毒、色情、凶杀的犯罪土壤，构成她最初的观感，也成为她在后来的写作过程中始终萦绕的难忘场景。这些在城乡夹缝中穿梭、艰苦讨着生计的亲人，被城市迷眩，也被城市碾压。从那一刻起，她意识到，农村在当代中国并非仅仅作为乡愁的载体，在相当的程度上也成为了“问题的载体”。

    从2006年开始，黄灯陆陆续续地对自己凤形村、隘口村的亲人做了一些访谈，一部分在广州塘厦，一部分在湖南汨罗家乡，还有一些在深圳、东莞。后来随着婚姻关系的形成，又加入了对丈夫故乡丰三村亲人的访谈。这些访谈从各个侧面，汇聚成了一部拥有相当典型性的当代农村家族口述史。《大地上的亲人》一书中，便糅杂了这许多的形成于不同时间的不同文体，并浸润了丰富的情感因素，这使得它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也不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

    时代之痛与血缘亲情

    黄灯认为，“凤凰男”的说法是伴随着房价涨起来之后出现的。她和丈夫结婚的时候，并无类似说法，也不作为一个贬义词出现——这并不因为那时的人们比现在的更加理想主义，而是那时的时代和社会尚未被所谓“现实”如此激烈地捆绑。她自己选择丈夫作为终身伴侣时并未计较他的家庭状况，她的很多女同学也找了农村出身的丈夫，因为当时能读到博士出路肯定不会太差，况且相互之间有着很好的精神交流。“以前读书有出息的农村男孩子是最优秀的人才，都被城里女孩子抢走了。”

    但房价高企之后，仅仅念了大学，凭借个人奋斗，在大城市买房安家，已成为海市蜃楼般的梦想。家庭的雄厚支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显出其重要性。黄灯和她的丈夫赶上了房价飙升前获得安定生活的机会，但他们家乡的下一代、那些同样辛辛苦苦读书考学的侄子侄女们被时代的快车抛在了身后，在大城市里过着毫无安全感的生活，还要被贴上“凤凰男”、“凤凰女”的标签。

    随着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化、并且眼能看见的读书路子越来越窄，曾经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念书的农村家长们渐渐也松弛下来，“能读就读，不能读更好，早点出去打工，挣钱结婚生孩子，更实惠”。“这是生活教给他们的”，黄灯有些无奈。她和丈夫博士毕业多年，作为知识分子，并未过上亲人们想象中“发家致富”的生活，甚至收入还不如一些在外打工的人。这让他们对家庭的回馈支持有限，也让乡人们对所谓“读书考大学高学历”也变得不那么热衷。

    但目前，好在缘于一种最为传统的家族价值观，血缘带来的援助和温情，还在支持着每一个农村家庭尽可能平稳地继续下去，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情感上。这是一种传统的家庭互助关系，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共同体。当黄灯进行这一次学术与情感并行的书写时，亲人们纷纷聚拢过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尤其是她的几个打工或读书的堂弟，甚至争先恐后地主动讲述。“他们很可爱，有一种自己进入了历史的感觉。”她依然能感受到一种来自生命的活力，相信这会成为修复村庄的源泉。“一个地方只要有人，就有希望。”

    (《北京晚报》3.3 张玉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