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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7年02月28日 星期二

    爱逛菜地的汪曾祺

    《 文摘报 》( 2017年02月28日   08 版)

        认识汪曾祺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北京晚报》编辑副刊时,请一批前辈为专栏撰稿,其中包括汪曾祺。一次,发表老中医耿鉴庭先生的文章《朱光潜先生二三事》,汪曾祺读后,极为欣赏,很快寄来他的读后感。一见手稿,爱不释手。

        他用稿纸书写,每页三百字,写三页半,约千字。字写得讲究,扑面而来清新、淡雅,如山溪自然天成,潺潺流淌,少有烟火杂味。虽略有修改,却处理得干净利落,不伤文稿整体的艺术美感。因标题字数太多,记得发表前,与他商量,他同意改为《一篇好文章》。

        汪曾祺对一位老中医的文章如此关注,主动撰文首肯,实属难得。《一篇好文章》开篇即说:“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没有作家气。耿先生是医生,不是作家,他也没有想把这篇文章写成一个文学作品,他没有一般作家写作时的心理负担,所以能写得很自然,很亲切,不矜持作态。”汪曾祺强调散文应该富人情、有修养、有韵味。他详细分析耿鉴庭的文章:“文中没有很多感情外露的话,只是在写看到朱先生等人挨斗时,说了一句:‘我看了以后,认为他们都是上得无双谱的学者,真为他们的健康而担忧。’但是我们觉得文章很有感情。有感情而不外露,乃真有感情。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好处是完全没有感伤主义。———感伤主义即没有那么多感情却装得很有感情。文章写得很短,短而有内容;写得很淡,淡而有味。”

        淡而有味,正是汪曾祺散文的妙处所在。

        汪曾祺在北京南城的蒲黄榆住了不少年。我去看他,都是在蒲黄榆。

        1992年我应华侨出版社之请,主编“金蔷薇随笔文丛”20种,照样请他加盟,他编选一本,书名为《榆树村杂记》。读他的自序,我才知道“蒲黄榆”的来历:“我住的地方名叫蒲黄榆,是把东蒲桥、黄土坑、榆树村三个地名各取其一个字拼合而成的。”他说,榆树村几年前还在,是个村子,有一大片菜地,住的都是菜农。喜欢做菜的汪曾祺,每隔一两天就到菜地里转悠。他下面这段文字写得极妙:

        人家逛公园,我逛菜园。逛菜园也挺不错,看看那些绿菜,一天一个样,全都鲜活水灵,挺好看。菜地的气味可不好,因为菜要浇粪。有时我也蹲下来和在菜地旁边抽烟休息的老菜农聊聊,看他们如何搭塑料大棚,看看先时而出的黄瓜、西红柿、嫩豆角、青辣椒,感受到一种欣欣然的生活气息。(《榆树村杂记》自序)

        汪曾祺的文章为什么接地气?就在于他喜欢与周围普普通通的人交往,知道他们的酸甜苦辣,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走进菜地,其实就是一种拥抱生活的态度。他说,自己这本书的文章,都是在榆树村对面的高楼写出的,故以《榆树村杂记》作为书名。

        在1990年,我完成了一件早就想做的事情,请汪曾祺谈谈老师沈从文的印象。写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不少,黄永玉和汪曾祺两人的文章印象最为深刻。黄永玉以活泼别致的笔调,亲切而又带幽默地写出他心目中的表叔印象,读过之后让人感觉到沈从文可亲可爱,甚至可爱中有些朴实到极点的“迂”。汪曾祺则以“寂寞”论述沈从文的文学,一段时间里,不少人谈论沈从文时,大概受到汪曾祺的影响,习惯用“寂寞”概括沈从文的风格与人生态度。

        我问汪先生:你以“寂寞”论述过沈从文的散文作品和性格,很多人也常常谈到他的淡泊、温和。最近我觉得这一看法并不全面———从他在三四十年代引起的多次文坛论争来看,他其实并非总是甘于寂寞的,我看他还是很热闹的。除了创作,他写了不少作家论,评述一些同时代作家,还喜欢对文坛现象发发议论,文章也常带有锋芒和不冷静的情绪,结果往往招来许多麻烦。我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概括他的这一特点。

        汪先生用“好管闲事”四个字回答我。他说,沈从文“对凡是不合他意的,就要发些议论。譬如,他并不了解中国妇女运动的背景,就出来谈论一番。四十年代有一次在上海,我见到巴金和李健吾,巴金就对我说,你告诉从文,别再写那些文章,写自己的小说就行了”。

        汪曾祺对沈从文的创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除了鲁迅,不知还有谁的文学成就比沈从文更高:“我喜欢他中年的作品,也就是《边城》前后的作品,包括后来的《长河》。我认为他的主要思想贯穿着一个主题: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他强调人性,是真正关心人,重视对人的描述。他的《贵生》《丈夫》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和揭示,就不是一般左翼作家所能达到的。他对社会一贯关注,也有呐喊式的东西在。《湘西》《湘西散记》两部作品有集中表现。”

        时间无情,不到七年,汪曾祺就离开我们远去。

        我的印象中,他几乎从来烟不离手,饭桌上也酒不离手。加上外出参加活动,有人求字,他也从不推辞。听说1997年就是因为这一原因过于劳累,回到北京,突然发病。我问汪朝是否与肝病相关。她说,肯定与喝酒多有关。病因是肝硬化导致消化道静脉曲张,破裂后大出血。虽经抢救,但五天之后又再次出血,再也没有抢救过来。他把一生多少经历都带走了,连一本完整的回忆录也没有留下。

        也是与他有缘。汪曾祺去世之后,我为大象出版社策划的几套丛书,都有他的书。一是他的画传,一是《汪曾祺自述》,一是《我的老师沈从文》。

        人虽远去,编他的书,读他的文章,还能让我重温与他接触的那些难以忘怀的温馨时刻……

        (《解放日报》2.23 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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