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

    我从小就喜欢留声机这个洋玩意儿。

    我的第一架留声机是父亲用他一个星期加夜班翻译文章挣来的稿费买给我的。那时候是五十年代，我还没上小学，当时还没有电动马达作动力的留声机，我的留声机是靠手柄摇紧发条作为动力。唱头也不是靠电，而是靠唱针在音槽中的抖动，带动金属膜片震动空气发音。

    有了留声机，还得有唱片，就跟有了枪，还得装子弹一样。可是找一张有意思的唱片还真不易。除了革命歌曲之外，我最先拥有的唱片是一套老家湖南的花鼓戏《刘海砍樵》，听得我莫名其妙。然后是父亲的朋友送的几张解放前出版的老唱片。现在还记得其中一张是马连良唱的。

    隔壁住的是音乐学院的一位张教授，他家的钢琴上时时能流出好听的音乐。尤其是在北京的冬夜，躺在暖暖和和的被窝儿里，听着隔壁隐隐约约传过来的急章慢板，伴着西北风中小贩叫卖五香花生米时嘹亮的吆喝声，那个劲头儿，你现在绝对体会不出来。怨不得直到现在，我还时时做梦回到了那个时候的北京城！

    人人都说心想事成，我成天吵着闹着，家里大人就得想办法。可巧父亲的一位老朋友也是个音乐迷，早些年到过瑞士工作，从国外带回一堆古典音乐唱片，见我这么喜欢，就说送给我了。

    有一回，不知是我用力过猛，还是使用过度，总之“嘎蹦”一声，发条断了。父亲找到修理行，想换一条新发条。修理师傅打开唱机仔细一看，便对父亲道：“您瞧，这外壳蒙了一层皮面，烫上“人民唱机”几个字，瓤子可是瑞士制造的。您知道，这唱机使的是瑞士发条，瑞士钟表第一，所以发条也第一。”师傅建议不用换新的，他给接上，说比新的还强。父亲见他胸有成竹的样子就答应了。老师傅说得还真不赖，他给接上之后，我一直使了好久发条也没坏。

    我的这架留声机尽管发条好，可是下场却并不好。

    “文革中”红卫兵破四旧，并没有冲进我们家的院子。我们家是心甘情愿地自己破四旧，头一样就是我的唱片。我把所有的唱片拿到院子当中，用砍劈柴的斧子一通砸。

    我的留声机当时之所以没有被“破”掉，是因为我跟父亲说它也能唱革命歌曲，父亲长叹一口气就手下留情了。后来过了不久，一个中学同学借我的留声机去听音乐。没几天就听说他被警察抓了进去，然后被宽大处理。听他说才知道，原来他一不留神，听了几支苏联老掉牙的歌曲。我赶紧问他留声机的下落。他说，警察不给，说这是作案工具。倒是后来警察不错，通知我去派出所取回留声机。我千恩万谢，拿回家一看，发条又断了！

    以后一过就是七八年。我把队“插”完，回了北京，一直就想再买个留声机。这时候大家伙儿都管留声机叫电唱机，因为有了电动的马达驱动唱盘，再也不需要人摇紧发条了。

    不过这时候的电唱机已经划归为革命宣传器材，并不卖给一般人，仅供文艺宣传用。

    插队回城之后我给故宫看大门，一个月有四十块的工钱。除了吃饭，还能剩下俩钱。那时候都时兴穿的确良衣服，特别经磨，轻易穿不破。就是穿了洞，打个补丁，人前人后还可以落个“艰苦朴素”的美名。我硬挺着不买新衣服，没到一年就攒下了买电唱机的钱。

    我到处打听，托人情，找机会买电唱机。功夫不负苦心人，总算有个云南插队时的朋友交游广阔，弄到一张中央政府部门的介绍信，坐长途汽车到离北京一百多里路的河北省固安县，买回来几台电唱机。几个朋友欢天喜地，一人分了一台。众人问他为何跑到那么老远去提货，他不无得意地说：“你们哪里知道，这介绍信是假的，北京城里骗不过。”

    后来到德国留学，总算开了眼。看着商店里堆得满坑满谷的唱机，没有一台需要单位介绍信，给钱就让拿走。第一个月拿到奖学金之后，我就给自己买了一台格龙地的电唱机。唱片当然也是随便买。我买了不少。想想父亲的老朋友当年在瑞士大概就是这么样买的唱片，所以回国后也不当个事儿，随便就送给了我。

    人世间的事儿就是这么怪，容易得着的，不懂得爱惜；不容易得着的，什么都是个宝贝。

    当年的手摇留声机，经过电唱机，早已演变成了激光唱机。后来又出了更新奇的ＤＶＤ，不但有声儿，而且还有影儿，价钱也不离谱。在德国，用四天的奖学金就买下了格龙地，在美国，ＤＶＤ花了不到一天的工资。新玩意儿好是真好，可我心里头总忘不掉四十多年前父亲用加夜班挣来的钱给我买的留声机。患难与共，当然敝帚自珍。

    （《平民历史》云南人民出版社 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