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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进城务工的建筑工人，经常被迫往返家里与县城吃酒，送礼、车费加上误工钱，占整个月应得收入的60%。过年了，居然没钱给母亲买双皮鞋。
“李文才家做酒被举报了！网上他的名字都登出来了！”
今年春节，在遵义市绥阳县旺草镇联盟村活了大半辈子的李文才，想不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出名”。
李文才的“震慑”
农历腊月廿三，是村里算命先生给李文才算的宜办新房酒的日子。
当地人都明白，这趟酒席的本意就是筹钱，给建新房花销回点血。
办酒席前两天，李文才花了3小时，走遍村里，重复一句：“我造了新房，大家来帮我一下喽，来耍一下。”他对记者说：“村里有规矩，我在家做酒，就算没通知到你，你听说了也要来。”
而另一个未说出口的规矩，是来人一定要送钱，50元起。
去年，李文才家的老木房被鉴定为危房，一家人在村委敦促下七拼八凑了25万元造新房。欠下的8万元，预计能用酒席礼金还掉两三万元。而这七八年间，他每年去村里别家吃酒的花费约1万元，占自己年收入一半。这些酒，吃得他心里七上八下，总盼着自己也能办。
办酒前，李文才去熟人家花1800元买了一只一百多公斤的猪。他本想再买只羊撑场面，但琢磨半天还是作罢。
30桌酒席一次性摆不下，得分两拨。李文才说：“有的人吃着，有的人看着，看的人给点花生、瓜子。”
准备就绪。可摆酒日的上午，比客人先到的，却是带着摄影机来“曝光”的镇里四五位干部和村支书詹翔。
旺草镇纪委书记黄贵军是带队干部，他告知：你们家的酒被人两次举报，属于滥办酒席，要暂扣一部分摆酒物资。
二儿子听说过前两日有人因换大门摆酒而被喊去镇里教育，赶紧承认：“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帮忙的人走了，酒席散了，锅碗瓢盆和几个做好的菜被拉去了镇政府。
想到正值年关，猪肉是花大钱买的，干部们给这家人留下了。
经过几位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镇干部讨论，滥办酒席的饭菜，要实名公示才能起到震慑作用。
黄贵军找打印室做了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联盟村院子组李文才滥办酒席被暂扣的饭菜”，不过“暂扣”被打印员打成了“收缴”。他本觉不妥想改，却被其他干部拦住：“就这么写，效果更好！”
李文才家的饭菜和厨具被放在镇政府院子里展出了两天。展出照在网上沸沸扬扬时，李文才最紧张的却非名声，而是照片里的餐具何时归还。
“其实做酒离谱的在我们这里大把，我这是真的搬家酒。”李文才坚持己见。
有鉴于此，村支书詹翔事后向黄贵军倡议补贴李家部分损失，黄贵军同意了。
舆论漩涡中的决心
黄贵军准备在正月十五后，归还李文才和另一户扣在镇里的部分办酒物资。可还没等到归还日，“实名公示”的做法，已遭热议。
有媒体质疑：“花自己的钱办个酒席请些朋友热闹热闹，这就叫人事；剥夺公众这种正当权利，就叫不干人事！”也有自媒体人从公权和私权的边界来论“禁止一个人请客，没收他的酒菜，既侵犯他的身体，也侵犯他的财产”。
绥阳县对外宣传中心主任丁本俊解释：“禁止滥办酒席，最早是针对本地各级党政干部的约束条例，并配有相应的纪律责任追究制度。我们对于群众的滥办酒席、借机敛财、大操大办等行为，一直以引导教育为主，针对个别拒不听劝、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的才采取制止措施。”
丁本俊在宽阔镇做驻村干部时，曾按市价买下一位要办“不符合规定”酒席的老妈妈准备的25公斤新鲜豆腐。
洋川镇西街社区干部杨联合的法子，相对“简单粗暴”。他提醒社区的低保户：要去吃或操办敛财酒，就意味着和公序良俗过不去，在低保资格评比中居民代表们通常不会为其投票。
杨联合向记者交底：“这其实是对低保户的保护，他们再收到赴酒席邀请时就有了回绝理由。但即使真有低保户去吃酒，也不会真的取消他的低保，只是暂缓发放。”
“有人说政府在民间吃酒这件事上管得太宽，伤害了老百姓。可他们不知道，我们县禁止滥办酒席的呼声，本就是来自老百姓。”绥阳县新闻发言人助理石芝谋，向记者讲述了2011年的一段往事。
那是政府治理滥办酒席的头一年。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和一位瓦匠聊天时得知，瓦匠每月竟要花10天左右，去亲戚家吃酒席。误工一天，150元泡汤。
同年，当地百姓的情况反映信纷至沓来：一位进城务工的建筑工人，经常被迫往返家里与县城吃酒，送礼、车费加上误工钱，占整个月应得收入的60%。过年了，居然没钱给母亲买双皮鞋。
盛行的酒席，已远超越仪式范畴，而成了一些家庭借人情“众筹”的幌子。和其他许多地方的农村一样，这种“规矩”，由来已久。
就在那一年，有个村率先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一项村规民约：除了红白喜事以外的其它酒席，属于滥办酒席，应该禁止。为公平起见，绥阳县其它村落、社区均按照这一规定订立标准。几天工夫，县里就制止了两三千桌“滥办酒席”。
如此一刀切，是否有矫枉过正之嫌？当时也有人提出，放开搬家酒、80岁的做寿酒，但各村村民代表大会讨论结果不一，只能按照最高标准执行，以免分歧。
今年春节，丁本俊得罪了6家“滥办酒席”的近邻和亲戚。
表叔公家上月办了小孩的满月酒，丁本俊没有出席、随礼。后来在乡间小路上遇到表叔公，他照例问候，递上香烟，可这位老烟民连连摆手：“感冒了，不敢抽。”就径直走了。
丁本俊说：“要我是老百姓，就一定希望政府把滥办酒席的事长期管下去，不要半途松劲。否则，人际关系破坏了，旧风气却又回来害人，不如不管。”
变味的“人情”
“在绥阳这个地方，只要一年不办酒，你就亏。”凡被卷入吃酒循环的，都会跟记者算出这笔了然的经济账。
家里酒席打水漂后，李文才在村里的酒席应酬依旧还有。只不过，满月酒、搬家酒开始低调操办：不请厨师、分散到三四户人家进行。
甚至，李文才有次夜里出发，在邻居家草草吃过一碗米粉后，把钱交了就回来。
“人情厚薄、关系亲疏，好像被一张张人民币概括了。”丁本俊惊诧于这十几年家乡乡土人情的迅速改变。
当地出租车司机小陈是政府治理滥办酒席的坚决拥护者，可他说到兴起之处时，脱口而出一个得意的假设：“如果我爷爷百年之后办酒，按照风俗，我父亲和他六姊妹，还有我们这些孙辈，每家每户都要分开办。加起来的礼钱，绝对不少于100万元。毕竟，我们家在县城是体面的大家庭。”
“你要是只送了50元，报礼金的人会把声音压低了念；要是500元，就提高嗓门，念得掷地有声。”在县里小公司上班的林原（化名）忆起一次回老家，遭遇的新鲜“念唱礼金法”。
黄德强在当地是个特例。他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老支书，却基本不参加任何酒席。除了政府倡导，也因为他认为这些酒早就淡了味道。
“起先，摆酒都是主人家负担成本，没有送礼金一说。喝主人家的满月酒，客人送去20个鸡蛋或两包白糖，四五桌的客人抱着刚满月的孩子，一逗就是半天。现在去喝满月酒，乌泱泱二三十桌，连孩子的影子都见不到。”
“我以后怕是又有十多年没酒可摆。”李文才说起自己这顿搬家酒，因为多年“老本”没有挽回半点，仍怅然若失。
不过，他还是听进了村干部给他打的比方：“吃酒送礼，好比玩牌。这一局你虽然输了，但这个牌总有个完结的时候，不能一直输，掐断就好。”
(《解放日报》2.11 杨书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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