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与毛泽东秉烛夜谈

　　一本《西行漫记》成就了埃德加·斯诺,他是全世界第一个进入红色中国的外国记者。一本《中国的西北角》让范长江声名鹊起,他是第一个真实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也是第一个由白区进入红色延安的记者。

　　范长江历时10个月的西北旅行考察线路与红军长征过程重叠交错。他的69篇旅行通讯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更真实记载了红军长征的情况。通讯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大公报》上发表,媒体上第一次公开出现“红军”一词,而不是“剿匪”。

    奔赴长征最前线

　　“《大公报》那时在全国声望很高，是国内非官方的最大媒体。《大公报》有三巨头：张季鸾的笔，吴鼎昌的钱和胡政之的经营，”范长江之子范东升回忆说，“父亲请缨去长征最前线采访，作为总经理的胡政之对报道计划和父亲的勇敢给予肯定，但不相信年轻的父亲能完成报道，答应以通讯员身份采访，只付稿酬，不给薪金和差费，文责自负。”

　　范东升说：“1935年7月父亲骑着一匹马，扛着一杆枪，揣着一支笔就上路了。但他并非毫无准备一腔热情地乱闯。事实上，在奔赴长征战场前，父亲对西北包括长征的地理特征都做过细致的研究，他还在江西对共产党的根据地进行过考察。”

　　范长江的西北行与红军长征线路交错重叠。范东升说：“当时，红军长征向北转移，国民党多路军阀围追堵截，常常红军刚突围成功撤离，父亲就到达现场，报道战场实况，并进行局势军事分析，预测下一场战役的情况。”范东升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现在世界杯足球比赛的现场解说及预测。”

　　范东升说：“当时，在人迹罕至的西北蛮荒之地究竟发生着什么事情，几乎无人知晓。父亲是唯一现场目击的记者。”范东升说：“埃德加·斯诺，是在1936年6月到达延安，那时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已长征结束，斯诺通过对中共领袖人物的采访写书，并没有实地观察过长征过程。”

    闪电采访西安事变

　　“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了一点。”这是范长江笔下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

　　1936年12月12日,震惊国内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范长江以一个记者的敏锐嗅觉,预感到中国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为弄清“西安事变”真相,向全国、全世界报道事件,他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进行采访。

　　到西安后,范长江采访了许多政治要人,初步了解事变的经过。1937年2月4日下午,经朋友介绍,范长江在杨虎城公馆见到了周恩来。为深入了解陕北的情况,范长江提出到延安去采访的请求,得到了同意。

　　2月9日,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范长江到达延安,作了闪电式的采访。当天下午,“抗日军政大学”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范长江见到了林彪、廖承志、朱德等。

　　晚上10时,毛泽东在凤凰山窑洞里会见范长江,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建议范长江立即回上海,利用《大公报》的影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次不平凡的红色之旅也让范长江成为第一个由白区进入红色政权中心——延安,向全国报道红色区域情况的记者。

    与毛泽东秉烛夜谈

　　“我父亲后来说起那天晚上之高兴，真是无法形容。”范东升回忆说，“正是那晚的谈话，我父亲弄懂了三大问题：1.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即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2.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问题，在日本进攻中国面前，阶级矛盾应该服从于民族矛盾。3.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毛主席提出了持久战。”

　　“通过那晚的谈话，我父亲觉得中国的出路彻底找到了。”范东升说。

　　“2月14日回到上海后，父亲直奔大公报社编辑部，找到总经理胡政之，要求刊登他从西北采访归来的通讯报道。胡政之再三斟酌，终于从独占特大新闻的角度出发，决定刊登。2月15日，《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发表，像一枚重型炸弹震动了上海，并迅速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据了解，时值国民党三中全会，当天下午报纸一到南京，“与会人员对于西北大势之实况皆大为震撼，因为和蒋介石上午讲的完全不一样。蒋介石大怒，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顿。”

　　范长江才气纵横。1937年阎锡山路过无锡，出了个上联‘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锡山无锡’，登报求下联，竟无人应征，成了绝对。

　　1945年范长江跟随陈毅来到安徽天长县时，突然灵机一动，对陈毅叫道：“有了，有了，阎锡山的对子我对起来了!范长江到天长，望长江，长江天长。”陈毅低吟了两遍，连声称赞说：“范长江果然才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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