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除夕

    一百年前，即1917年1月，在新旧思想的撞击声中，《新青年》杂志从上海迁到了北京，《新青年》背后的新文化运动主将们也从各方陆续汇聚北京，开始了在北京的生活。

    颇有意味的是，1918年胡适、陈独秀、沈尹默、刘半农等著名学者，以半带戏谑、半带思索的笔墨，记述了他们各自的除夕，这些诗篇全都发表在了《新青年》杂志上，成为1918年春节的特别记忆。

    胡适的白话文除夕诗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三期上，同时发表了4首以“除夕”为题的诗。胡适、陈独秀、沈尹默、刘半农，4位北大教授，向校内外同仁呈献诗作，同庆1918年春节（当年春节是2月11日）。留美7年刚归国的胡适（1891-1962），时年27岁，意气风发，用他一直提倡的白话文写了一首除夕诗：

    除夕过了六七日，忽然有人来讨除夕诗！

    除夕“一去不复返”，如今回想未免已太迟！

    那天孟和请我吃年饭，记不清楚几只碗；

    但记海参银鱼下饺子，听说这是北方的习惯！

    饭后浓茶水果助谈天，天津梨子真新鲜！

    吾乡“雪梨”岂不好，比起他来不值钱！

    吃完梨子喝完茶，夜深风冷独回家，

    回家写了一封除夕信，预备明天寄与“他”！

    诗中所说的“孟和”是指陶孟和（1887-1960），开创中国社会学学科第一人，当时也是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的撰稿人之一。诗句纯是白话，一清二白的流水账，似乎并无太多深意。说到底，社会改良不改良，文学革命不革命，年总还是要过的。北大教授也罢，资深海归也罢；写春联也罢，作白话诗也罢，在中国过大年，始终就是那么一股子喜庆劲儿和乡愁味儿。只是和同事一起吃饭过节，没有返回安徽老家吃团圆饭的胡适，除了一丝乡愁萦绕之外，大过年的，恐怕也没那么多横眉竖眼的理论与主义之争了吧？

    陈独秀与沈尹默的除夕

    与此同时，《新青年》主编陈独秀（1879-1942），却还依然故我，保持着思想的锋锐与性情的激烈。1918年的春节，在他眼中仍与过往无数个春节一样，都有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反讽意味。他为这一年春节所作的《丁巳除夕歌》，与胡适诗作的氛围完全不同。长胡适11岁、时年已39岁的陈氏，没有少年海归胡适那样的志得意满；于他而言，对中国封建社会以来遗留至民国的诸多社会问题，一直是其关注焦点与探讨重点所在，这一视角下的思考与追问，即使在春节这样的传统佳节里，仍然没有丝毫的消退。

    再来看书法家沈尹默的过年心得。1918年，与陈独秀的惆怅、愤怒不同，沈尹默的这个春节，过得平淡、平和，依旧流露着一位中年学者的平实风范。沈尹默（1883-1971），这位世人皆知的书法家，以一笔端庄清秀的行楷名播海内。在民国书法界，他与擅长草书的于右任，时称“南沈北于”。这样一位书法名家，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他当年也尝试做过白话体的自由诗。1917年的除夕，时年35岁的沈尹默就写过这样的自由诗。诗云：

    年年有除夕，年年不相同；不但时不同，乐也不同。

    记得七岁八岁时，过年之乐，乐不可当，乐味美满，恰似饴糖。

    我今过除夕，已第三十五，欢喜也惯，烦恼也惯，无可无不可。取些子糖果，分给小儿女，“我将已前所有的欢喜，今日都付你。”

    刘半农与鲁迅兄弟过除夕

    与胡适同岁的刘半农（1891-1934），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因其才华横溢，为陈独秀所赏识，中学都未毕业的他，被北大聘为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他更为积极地为《新青年》撰稿，为新文化运动极尽笔墨抒写。就在他发表除夕诗之前，他甚至跑到绍兴周氏兄弟府上，与鲁迅、周作人两位新文化健将彻夜长谈，探讨《新青年》增设栏目等相关事宜。在绍兴过春节的刘半农，写出的诗篇也格外有特色。诗云：

    除夕是寻常事，做诗为什么？

    不当他除夕，当他平常日子过。

    这天我在绍兴县馆里，馆里大树甚多。

    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

    静听风声，把长夜消磨。

    1918年农历正月初一为当年公历2月11日，也就是说，刘半农于1918年2月10日当晚（即除夕夜），是在浙江绍兴与周氏兄弟一起度过的。据《鲁迅日记》2月10日记“晚刘半农来”；又据《周作人日记》，2月10日也记有“晚半农来，十一时去”。遥思这近百年前的除夕夜，时年28岁的刘半农、38岁的鲁迅、34岁的周作人齐聚绍兴，几盏茶、一本杂志，聊起了新文化、新文学的种种新鲜事儿；真是一番“新青年”才有的辞旧迎新、别开生面的景象。

    (《北京晚报》1.23 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