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的学术人生

    著名文化学者、红学家冯其庸先生1月22日在北京逝世。他的成长奋斗、求学治学之路，充满艰辛与坎坷，镌刻着时代印记，富于人生的价值与众多启迪。

    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

    1924年2月3日，在江苏无锡前洲镇冯巷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冯其庸出生了。

    冯家几代都是农民，长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冯其庸后来回忆说，南瓜是家里“救命的瓜”。他把书斋起名为“瓜饭楼”，晚年也常常画“南瓜图”，就是为了不忘记当年的苦难经历。

    这样的家庭，要供孩子念书，实在太难了。而母亲却抱定了一个信念：就是要饭，也要让自己的孩子读书。冯其庸9岁入学，勉强读到小学五年级。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冯其庸辍学了。辍学的4年，也是他成为家里全劳力的4年。下地干活时，他带着书。休息时，别人歇息聊天，他看书。《唐诗三百首》《古诗源》几乎整本都印在了脑子里。读书，满足了一个孩子的好奇心，也滋润了一颗幼小的心灵。而这种“自我教育”，也陪伴了他一生。

    至情至性 方正不阿

    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叶君远回忆：“曾经有一位领导想要报评副教授，冯先生作为系主任，他的签字至关重要，然而，冯先生就是不签。后来人事部门领导亲自和他谈话，劝他宽限，他无奈之下签了字，却马上补签一句‘我不同意’。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冯先生回家乡探亲，无锡本是鱼米之乡，那时却‘民多乏食，民有饥色’。他回北京后写了《回乡见闻》并发表，在那个时代，这是需要勇气的。”

    对于学界后辈，他关怀备至。著名作家二月河，以前曾是红学爱好者，他早年寄给冯其庸一篇自己的红学论文。冯先生回信说：“你文笔好，试着写写历史小说。”二月河受到鼓励，写出了《康熙大帝》，并第一时间寄给冯其庸先生。冯其庸先生连夜看了这部小说，读完后连声赞赏，并帮助二月河联系出版社出版小说。

    国学的知音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学院。冯其庸受聘成为首任院长，首先为国学院设计了最基本的规范。他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国学院成立后，他和季羡林先生一同建言，倡议建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中国西部文化历史语言民俗艺术方面的研究，以应国家不时之需”。

    冯其庸先生在振兴国学教育座谈会时的一段话：“当我们的青少年对好莱坞大片趋之若鹜但却不知道屈原、司马迁为何许人，当我们的大学生能考出令人咋舌的托福高分但却看不懂简单的文言文，那么我们可以断言，我们的文化教育出现了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危机，是民族振兴、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加以正视并克服的障碍。”

    与《光明日报》的缘分

    冯其庸与《光明日报》有着几十年深厚的感情联结。据《光明日报》记者张玉梅回忆，2014年春节前夕，冯其庸先生打来电话，很兴奋地说：“奇事一件，我种的朱砂古梅，今年开成纯白雪梅，另一株连理缠枝古梅的新生枝开红、白两花。我拍了照片，还写了文章“古梅奇记”，你看可以在《光明日报》发表吗？”最终，这篇图文并茂的文章刊发于当年5月25日《光明日报》的《图像笔记》版。

    冯其庸还多次为《光明日报》撰写春联。2013年春节，冯其庸先生撰写春联“空谈误国殃大事，实干兴邦建小康”。2014年春节，他又撰写春联“骏马追风扬气魄，寒梅傲雪见精神”。冯其庸先生的行书刚劲潇洒，深受读者喜爱。

    “‘却顾所来径，苍茫横翠微。’当我们回顾冯其庸先生三十多年来对红学的研究和他为红学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时，这两句唐诗蓦地涌上心来，其卓越的成就正像那耸立着的翠峰千叠，已经成为红学史和文学史上永远的壮丽风景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君远如此评价。

    （《光明日报》1.23 姚晓丹 郭超 中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