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好老伴儿

    吴永大

    我有个好老伴儿，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我们老夫老妻早起到公园散步，熟人见了说她“还不见老”，我倒像个“老大爷”。其实，我们早已幸福地跨过了“金婚”的地界。

    我的老伴儿总那么和顺，从不跟人拌嘴。即使我有时候说她一句“真笨”，她仍旧毫不介意地一笑了之。我年轻时火气很盛，哪怕是两岁的儿子翻乱了我的书，我也会狠狠地教训他一顿。我打孩子她心疼，却不言语，只是跑到厨房急得几乎要抹眼泪儿。直到我气消了，她才出来呢喃一句：“生啥气，自个儿身板要紧。”说罢，又去反复抚摸儿子屁股上的那五道印子。

    “文革”前，我每月工资55.2元，一家四口日子过得挺紧巴。每当我以为工资花光了又急着用钱时，她就从小包里拿出一笔钱来。那年月讲究“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我们都置办上了。哪儿来的钱？每年春秋，她都要到学校果园里干点零活：薅葱、打池子。夏季，她顶着火热的天，甩开瘦小的身子，一股劲儿冒烟地干。到了晚上，她躺在炕上跟我唠贴己话：“永大，你猜我今儿个干多少？”随后是一阵欢快的笑声。这笑声，震得我心里挺不是滋味儿。

    我挂着“特嫌”牌子被下放到内蒙古时，一肚子委屈憋得慌，动辄拿老伴儿、孩子撒气。我们住的屋子晴天倒烟、阴天漏，每当我看见她跪在灶门坑前，歪楞着脑袋往里望，一手添柴一手拨拉火时，我的心揪到一块儿，也像被烟熏火燎似的。她这哪是跟我享福的！可她见屋子里冬天杯水冻成坨，还寻开心：“永大，吃冰棍了！”我的老伴儿就是这样苦熬苦撑地跟我在内蒙古熬过了14个年头！

    “文革”期间，有一天，我忽然被造反派揪走，挂上了“里通外国分子”重达二三公斤的铁牌子，被暴打了一顿，打得我头盖顶破裂，流血不止，到医院缝了8针。她当时硬是用自己的头护着我，双手紧紧地搂着我的上身。造反派头头三番五次到家逼老伴儿交出电台，逼她跟我“划清界线”，否则没有“好下场”，她却一口咬定：“他是好人！你们说破天，我也不信！”有好一阵子我想不开，甚至萌生寻短的念头，她苦苦劝了我两天一夜。

    现在，我们已到黄昏暮年。年龄终究是不饶人的，倘若说这二三年她添了点什么毛病，那就是更加唠叨了。有时我跟她顶几句嘴，这时候的她对我那硬邦邦的话多少有点吃不住了，只是仍旧不开口。这个节骨眼儿上，我一想到这些年所走过的艰难的路，我忍不住要骂自己。每当发生这种不愉快，我晚上都睡不好觉。我发现，我的老伴儿也是沉沉地躺在那里，好像特别累，但一碰到我的目光，她还是露出少女特有的羞赧、腼腆的神情。但是老多了，毕竟老多了。此时，我的心揪到了一块儿，又像烟熏火燎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