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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今天司空见惯的东西，过去可能并不多见。
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家住在北京太平路一带，那时属于西郊。每次进城，公主坟、木樨地是必经之路。这段路的隔离带跟现在的金属隔离带、月季花或草坪隔离带都不同——是“庄稼地隔离带”。
其实，隔离带里种的就是白薯和玉米，宽的地方有二三十米。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人民公社的社员收完庄稼之后，就会有很多妇女小孩儿来这隔离带“打扫战场”。当然，老玉米是别想了，主要是挖点儿地里剩余的白薯，场面颇为壮观。
我一直认为，白薯和老玉米地的隔离带不一定是人为造就的，可能是为打通长安街扩宽道路，没舍得把庄稼地毁了，而因地制宜地在两侧修了道路，中间仍然保留了庄稼地罢了。因为那时毕竟是粮食并不富余的年代。
我再说一种人人都用过、跟我还有点儿缘分的日用品——铁皮暖壶。
可您知道吗？有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暖壶，它是用工厂废弃的下脚料制作的外壳——带窟窿眼儿的铁皮暖壶。
我刚参加工作时在北京自行车厂上班，有幸知道了这其中的“秘密”：我们厂链条车间生产自行车和部分摩托车链条，所用原料是整盘的带钢；用的机器是自动冲床，工人把带钢的一头夹在机器一端，机器就咣叽咣叽地把带钢往里送，链子片儿像流水一样流到另一端的小桶里，装满了再放入大桶中。
链子片儿冲压好之后，再看那带钢，已经布满了整整齐齐的8字形小孔，四孔一排。在多数人眼里，它好像已不能再派什么用场——它已成为“下脚料”。
但是，它的命运还将在工人师傅的手中迎来柳暗花明。这些下脚料积攒起来，会有北京暖瓶厂雇的平板三轮车工人蹬着车来装车、运走。然后被做成了一个个漂亮、实用的暖壶外壳，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
再说说搬家。搬家，现如今不算新鲜事儿。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四十年中，没挪过窝儿的人有的是，甚至几辈子都住在一所房子里的也不罕见。
由于家庭的某些原因，我“有幸”自小到大经历了不少次搬家，扳着手指头一算，住过有十三个地方，这还不算同院不同楼、同楼不同门、同门不同层的房子，我们家真折腾。
凡遇到搬家这事，小孩儿都高兴，不知道别人，反正我是这样——每次搬到陌生的地方，就特有新鲜感；要是搬走又搬回来——那就更有了亲切感！总能找到高兴的理由，为之欢呼、为之雀跃。印象最深的是1967年5月19日从宝钞胡同搬到建国门小羊毛胡同，从大衣柜到桌椅、板凳、床，家具都是部队配发的，两辆大解放卡车，其中一辆车上还有富余地方，院里的孩子跟着去了一大帮。当时正是“文革”初期，孩子们都不上课，就都跟着车去看个新鲜和热闹。
甘蔗没有两头甜，搬家也给我带来了一般孩子“遭遇”不到的麻烦——那就是“转学”。幸好那时孩子不像现在有这么大的学习压力。搬家就得转学，我小学上完五年级时，竟已读了六个学校，光一年级就读了仨。好在那时不像现在学籍管理严格，就是家长找学校一句话的事。我大哥更厉害，他小学六年上了五个省市的十一个学校。
那时候，老百姓的房子也好，部队营房也罢，没有现在这样复杂的装修，都是简单粉刷一下就行了，叫“四白落地”。正如歌里唱的：“新盖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那时搬家也不像现在还有这么多家用电器，带“电”的东西真是除了收音机也就是手电筒了。
（《北京青年报》2016.12.24 老红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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