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需要批评

    □桃子酱

    12月28日，电影诞生121周年之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评论文章怒批豆瓣、猫眼等电影评分网站“恶评伤害电影产业”，文章刊发后，公众批评之声不断。随后，《人民日报》评论部发表评论《中国电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肚量》，认同观众既有用脚投票的权利，也有打星评级的权利，并表示《人民日报》的观点“以此为准”。

    当国产片遭遇大量差评时，经常会出现另一种声音：影评人应理性批评，“莫欺少年穷”，不能因为中国电影目前水平较低就肆意贬低国产电影，乱贴“烂片”标签——这个观点来自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报刊协会、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主办的首届中国青年影评人论坛。

    其实，恶评并没有那么可怕。正如美国导演罗伯特·奥特曼所说，“如果没有恶评，那好评还有什么意思”？奥斯卡影后桑德拉·布洛克当年还大大方方地去领金酸莓奖。

    不论“金酸莓奖”还是“火鸡奖”，都是烂片鉴别体系的重要指标。“火鸡”在美国俚语中指“失败的作品”。《纽约邮报》在感恩节之际推出年度“火鸡电影奖”，让观众记得离它们远一点。

    1981年3月31日，当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结束后，好莱坞失意电影人约翰·威尔逊在自己家里搞了一个派对：用硬纸板做成领奖台形状，然后有人扮演颁奖嘉宾，有人扮演获奖者，一一上台领取八个最差电影奖项——首届“金酸莓奖”其实就是一个自娱自乐的恶搞。从第四届开始，威尔逊意识到，“金酸莓奖”必须抢在奥斯卡前发布——而且不早不晚，就提早一天，这样才有新闻噱头。他这么做了，效果显著，合众社、《今日美国》等主流媒体纷纷报道，自娱自乐终于成了公众事件，并由此成为烂片鉴别体系的重要指标。

    能否鉴别烂片当然重要。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曾在回忆录里提及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电影市场，“观众品位低级，剧本也不得不跟着低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观众烂，影评人、编剧、导演和其余从业者也跟着烂，最后烂成一锅。

    而在中国，还有一个额外的问题，那就是业内人士未必能接受批评。像冯小刚，《私人订制》被骂烂片，他就连发7条微博回骂影评人——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部片子拍得烂，“就电影的完整性来说，我给它打5分；就娱乐性来说，我给它打6分”，但他恐怕看到“烂片”字眼就按捺不住。

    所以，影评人以及诸多烂片奖的任务，就是培育观众，让他们具备“鉴烂”的基本能力。影评人程青松曾谈及他创立“金扫帚奖”的初衷：“2009年中国电影，烂片太多，观众需要表达自己的声音。现在国内有一百多个这颁奖那盛典的，都是吹捧、赞美的，我们就想做一个让观众表达不同的声音的事。普通消费者遇到假货烂货，可以向消协投诉，电影消费者也应该有这么一个提意见的平台。”

    他在网上征集过这个奖的名字，有提议叫“金马桶”的，有提议叫“金鞋垫”的，后来他想到了扫帚，觉得这个奖其实不外是打扫卫生、扫灰尘，就定下来叫“金扫帚奖”。至于奖项名称，则定为相对温和的“最令人失望××”，而非猛烈的“最差××”。

    中国电影确实需要直率的批评。虽然得到烂片奖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总得有接受批评的雅量。金酸莓奖举办到第17届时才有获奖者前来领奖，那是2005年，哈利·贝瑞成为首开纪录者。她的获奖感言是：“我要感谢华纳公司让我演了这么一部狗屎电影。”这使她获得一片喝彩，相比之下，前一年本·阿弗莱克在上访谈节目时怒摔金酸莓奖杯，就被当作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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