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父当如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少见的成功爸爸——9个成年的子女个个成才，其中三人当选院士。

    长女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长子思成，著名建筑学家、中科院院士；次子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子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次女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四子思达，著名经济学家；三女思懿，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四女思宁，早年就读南开大学，后参加革命；五子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科院院士。

    梁家满门才俊秀与梁启超对子女的悉心教育和影响密不可分。

    家书数百封

    梁启超一生给子女写了400多封家书，总计百余万字。

    这些家书有的只寥寥十几字，报平安或叙家事，有的则长达几千字，论时事或谈心得。从政局艰难到个人烦忧，从吃了美味到买了好书，无不备述。梁启超在家书中反复提到一点：“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事实也确是如此。梁启超常在信中称呼长女思顺“大宝贝”，即使当时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最小的梁思礼小名老Baby，梁启超常在信中叫他“老白鼻”，还给三女思懿起外号“司马懿”。 

    梁启超生前，成家的仅长女长子，他充沛的父爱也无私地惠及了女婿、儿媳。他赞女婿周希哲“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写信给梁思成、林徽因，表达对他们婚姻的喜悦：“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

    为子女成才倾尽所有

    梁启超宁肯在别的地方节省，也绝不让孩子在教育上有所亏欠。

    思顺作为长女，曾随父母在日本生活，当时神户没有适合华侨子弟的学校，于是，梁启超就亲自在家教女读书，并专门请了家教教她“数理化”，还在家里建了一座实验室。    

    为了帮助思成了解西洋美术及建筑，梁启超专门筹集了五千美金，让毕业新婚的梁思成、林徽因取道欧洲回国，兼度蜜月和考察，并写信详细介绍了旅行路线。要知道，这番张罗是在梁启超去世前仅一年，当时他身患肾病，时常便血，极为痛苦，且家境已不富裕。

    1924年以后，几个大孩子出国留学，梁启超忙于政事，自觉对身边几个年纪小的孩子教诲不多。于是决定让思达、思懿、思宁休学一年，专门聘请了谢国桢做家教，给他们补习国学、史学。

    自求真理 尊重子女

    梁启超从不让子女以自己的理念判断为圭臬。他会对孩子们的前途做出周到的考虑和安排，然后征求孩子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次女思庄留学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选专业时，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思庄遵从了父亲的意愿，但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无法引起思庄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向大哥思成叙说。梁启超知道后，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思庄遂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同年，在美学习军事的思忠急欲回国，参与革命，一向热心国事的梁启超却不同意，他认可儿子“改造环境，吃苦冒险”的精神，却又耐心述说国内令人失望的复杂政局，希望儿子不要误会老父苦心，继续深造。

    长女思顺和长子思成的婚事都是梁启超“包办”的，对此他颇为自得。所谓“包办”，即是由梁启超牵线搭桥，再由儿女们自行决定。

    重视生活的趣味

    梁启超教育子女以鼓励为主，尤其强调生活的趣味。

    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梁启超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在指点孩子如何做学问上，梁启超反复强调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且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尤其注重心性的养成，“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事实上，相对学业，梁启超更关心孩子们的身体。在他看来，学业成就，远不如心性、志趣、健康、幸福重要。

    梁启超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怎甚？”对于子女的教育，梁启超也做到了这点，全力付出，不求回报。

    （公众号彩色斑马 丁琬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