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我

    □杨振宁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父亲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安庆当时也叫怀宁。父亲给我取名“振宁”，其中的“振”字是杨家的辈名，“宁”字就是怀宁的意思。我不满周岁时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六岁以前我生活在大家庭里面，每年旧历新年正厅门口都要换上新的春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下联是“诗书继世”。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个字。另外他喜欢他的名字杨克纯中的“纯”字，也极喜欢朋友间的“信”与“义”。

    1928年父亲学成回国，在厦门大学数学系任教。他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我英文字母；当然也教了我一些算术和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首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顺序、干支顺序等。

    一年后，父亲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我们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沿着小路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辗转避居昆明。回忆抗战八年的难苦岁月，我们家真可称得上美好、和睦和亲情永驻的家。我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的细节：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己。

    1946年年初我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当然十分高兴。可是他当时最关怀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1949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时候在北平曾见过一两次，不知道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在纽约会想起我来。见了胡先生面，他十分客气，说了一些称赞我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在出国前曾看见我父亲，父亲托他关照我找女朋友的事。1950年8月26日杜致礼和我在普林斯顿结婚，不过，我们相识倒不是由于胡先生所介绍，而是我俩在普林斯顿唯一的中餐馆偶遇。

    1957年我和杜致礼及我们当时唯一的孩子光诺去日内瓦。我写信请父亲也去日内瓦和我们见面。每次看他们一老一少准备出门：父亲对着镜子梳头发，光诺雀跃地开门，我感到无限的满足。父亲给致礼和我介绍了新中国的许多新事物。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

    父亲于1973年5月12日长辞人世。他们那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中的专横，忍受了二十一条款、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说不完的外人欺凌，出国后尝了种族歧视的滋味，他们是多么盼望有一天能看到站了起来的富强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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