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医院执行院长陈勇曾牵头组建北京首个“医联体”。在他眼中，病患“由上转下”的比例是衡量“医联体”成功与否的标准。目前由在京大医院向基层医院转诊的数量很少，不到（上转病例）十分之一。
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目前差额拨款的制度框架下，公立医院虽姓“公”，但同样需要靠经营收入“自己养活自己”。分级诊疗后，基层患者增多，而本院病人必然减少，收入下降，形成运营悖论。
对基层医院而言，分级诊疗使其看到从大医院既得利益中分一杯羹的希望，他们需要通过大医院医疗资源的下沉，让病人留在当地就诊、手术、康复。但在大医院眼中，基层医院的这种需求反而阻碍了分级诊疗的推进。“当地医院希望所有病人就地治疗，邀请积水潭医院专家下基层把病患全治了，让自己也变成地方的‘积水潭’，很不现实。”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田伟说，这违背分级诊疗“不同级别医院干不同的事”的原则。
分级诊疗对资源配置的调整，实质上是对不同级别医院利益的重新分配——单纯靠行政命令，缺少能平衡各方诉求的利益分享机制，分级诊疗的推行难免陷入利益博弈的泥潭。
（《经济参考报》11.15 卢国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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