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日本知已

    公元1895年春天，香港中环一带，一位年轻的中国绅士走进一家日本人开的照相馆——“梅屋写真馆”。照相馆的老板梅屋庄吉一眼就认出了他——两天前，英国医生詹姆斯·康德黎博士刚刚把这个中国人引荐给他，他的名字叫孙中山。

    那一年，孙中山刚刚从西医书院毕业，试图暂留香港。两人谈起中国的命运，表情都变得凝重起来。这个帝国最大的症结，在于“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据日本人编订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只要日军给钱，大清民众就会毫不犹豫地为日军充当民工。对他们来说，国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孙中山敏锐地意识到民权的重要性，他开始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而奋斗了。一年后，“三民主义”在他的大脑里逐渐酝酿成熟。

    孙中山或许没有想到，有一个日本人，居然同他想的一样。这个人，就是梅屋庄吉。

    梅屋庄吉在长崎出生，养父梅屋吉五郎开办过一家梅屋商店，长期经营碾米生意，是长崎与上海间贸易的开创者。15岁时，梅屋庄吉乘坐自家的货轮“鹤江”号抵达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和中国人的苦难都让他触目惊心。在他心里，中国人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他们不是“劣等民族”，不应当过这样的生活。他经常把自己的钱财施舍给中国的穷人，还领养了不少孤儿和弃儿，其中就包括戴季陶和日本女人所生的孩子蒋纬国。

    梅屋庄吉与孙中山的友谊，就在公元1895年春天开始了。梅屋庄吉面对孙中山，立下了“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的誓言。自那时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成功，16年中，他没有一次失言。

    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梅屋庄吉生意由照相馆“升格”为电影院，在新加坡，拥有了一家1200个座位的电影院。这是他“触电”的开始。1906年，当36岁的梅屋庄吉回到日本时，已经是拥有50万日元（相当于今天4亿日元）的巨富了。从此，他进军电影业，创办了“M百代商会”，成为后来著名的影业公司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的前身。

    1913年，已经是民国二年。这一年2月，即将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抵达日本。梅屋庄吉把孙中山带到浅草电影院，两个人在空荡荡的观众席中落座。灯光灭时，银幕上出现的竟然是武昌起义的壮阔场面。影片的结尾，居然出现了孙中山的影像。那是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宣誓仪式。梅屋庄吉知道，电影是造梦的工厂，但镜头里的一切都不是梦，而是现实。他要把这个现实保存在一个保鲜盒里，永不变质，那个神奇的盒子，就是电影。

    梅屋庄吉一收到武昌起义成功的电报，就决定拍摄一部电影。他立刻派摄影师荻屋赶赴武昌前线，实地拍摄了大量第一手镜头。这部纪录片共投资17万日元（相当于今天1亿日元以上），但梅屋庄吉没有想过用它收获任何票房。在他心里，只有一个人，才是他的真正观众，这个人，就是他挚爱的朋友孙中山。

    孙中山从29岁出发，就再也没有回头，已经走过了16年。16年中，他策划了十次起义，却无一成功，而这次“计划外的革命”，却成了击垮这个腐朽王朝的最后一拳。坐在黑暗里，唯有银幕上的画面光明闪亮，就像他脑海里的记忆。尽管他没能置身那场起义，但银幕上的每一个镜头，都与他的青春热血有关。

    影片放完了，孙中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对梅屋庄吉说：“请再放一遍。”

    那一天，他不知看了多少遍。

    孙中山说：“这是民族与革命的记录，将长久地流传于后世。”

    （《北京晚报》11.10 祝勇）